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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一时的“鸡血疗法”/海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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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一时的“鸡血疗法”


作者:海巴子


从1959年到“文革”后期,一种将鲜鸡血注射进人体的“奇效”疗法蔓延全国。“打鸡血”这一如今人们用来形容某人亢奋、好斗的词语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令亿万民众为之癫狂的岁月。最早将“打鸡血”作为条目收集到书籍中去,还是在“文革”后期。下面的这段文字介绍显然较具代表性——

“鸡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静脉注射)里,液体蛋白进入人体所引起的免疫反应,对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疗效。部分患者有进补后的感觉,浑身燥热,脸色红润。在一部分医药、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偏远农村,贫下中农们用它来替代某种免疫性药物。但它的疗效和适用范围,据一些革命的患者同志们介绍,鲜鸡血对半身不遂、脑中风、妇科病、阴道瘙痒、不孕症、牛皮癣、脚气、脱肛、痔疮、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疗和预防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医疗科学工作者认为,由于鸡感染的疾病较多,鸡血的质量情况也不明确,带来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制,也曾经发生过一些患者在注射后突然亡故的事件。但无论如何,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生的医疗成果,鸡血疗法本身的科学性,已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一致肯定,但还需要广大革命的医务工作者以革命的理论和科学的临床试验去证实。使用它除了要到一些正规医院外,人民群众大多应该到街道诊所、县乡医院接受治疗。”——摘自《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人民卫生出版社1971年版

如此莫衷一是的所谓“教材内容”,在今天看来,简直就像一场笑话。

现在人们对于当年全国人民“打鸡血”往事的记忆唤起,似乎源于1990年。旅澳学者桑晔在《读书》杂志上发表文章说:1965年,广东省的“上流社会”中悄然开始流传“打鸡血治百病”的谣言,说是有个被公安局捉住的前军统高级医官,因“解放前欠下命案,最后决定处以死刑”。行刑前,高级医官颤巍巍地提出,他有一治病的“秘方”,如政府对他网开一面留条生路,可以提供给政府,用来感谢政府“不杀之恩”。后来经过办案人员的再三“劝导”,那个军统医官方才招供了这个打鸡血“秘方”;方法是:抽取一只大公鸡(4公斤以上)的新鲜血液50至100毫升,脱离有机体后,以最短的时间注射进人体,每周一次。还说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这些年就靠打鸡血活着呐!1966年春开始,这“秘方”仿佛秋风扫落叶似的让“全中国的大公鸡们,一下子遭了殃”。现在许多人还这样认为:盛行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打鸡血”风潮,主要是因为那个军统医官的交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上海有个“打鸡血”发烧友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西苏州路65号的上海永安棉纺三厂,公私合营前是一家职工人数不满300的小型工厂,1960年8月,作为上海最后一批公私合营工厂之一,永安棉纺三厂改制为上海无线电三厂(即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盛名于世的“美多”牌收音机的生产厂)。正是这家在当时看来很不起眼的小工厂里,竟出现了一位绝对的“打鸡血”发烧友。

1959年5月26日刚上班,上海永安棉纺三厂的医务室已被一群工人团团围住,这些人都是厂医余长士一大早用厂里的有线广播召集来的,因为在此之前,大家都听说了一件趣事,并兴致颇高地跑来观赏一次奇特的表演,“余医生要往自己的身上注射活公鸡的鲜血,这样能包治百病”。五年以后,余长士当着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一位负责人的面,回忆当时那次“当众表演打鸡血”的感觉时说,“一早注射过鸡血,上午的饥饿感越来越强烈,中午的饭量也大了很多。”

不过这一天,通过余医生的亲身示范,开始只是前来看热闹的人们,很快就消释了心中的疑虑。这之后的一个多星期,共有45个熟识或不熟识的人前来,让这位传奇医生给自己注射鸡血,奇迹很快显现:“诸多荨麻疹患者得到治愈,有人以往频频咳嗽,注射后五分钟即愈;有的喘息数月不能睡,当晚即睡得极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疖肿大消……”(摘 自《鸡血疗法简说》)。

这已经不是余长士第一次给别人“打鸡血”了。其实早在1953年,余长士就坚信“鸡血疗法”对百病都有“奇效”,并且已经悄悄地搞过一些实验,出于一名职业医师所知晓的起码常识,他不敢轻易对外宣扬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到来,社会上的浮夸风气愈演愈烈,这让余长士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平添了一股“攻关”的勇气和动力。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不可思议的“打鸡血”闹剧,竟然会伴随着狂热岁月的激情,得以四处蔓延,并最终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903年,余长士生于安徽南陵一个大地主家庭,但其简历绝对经得起任何级别的政治审查:1922年入上海复旦公学医科部学习,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的影响,很快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底入党。1925年暑假期间,回到老家,创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并担任书记,组织创建了当地第一个进步社团组织—民智促进会。

1931年,正是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时期,余在赴武汉中共南方局汇报工作的途中被捕。根据余长士“文革”中的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期间,驻扎在南平县城的一家小医院里。一天晚上,只是因为好奇,他给几只公鸡测量了体温,发现这些健康的家禽的体温平均都在43℃左右。于是判断,“鸡的常温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经中枢的调节能力的特殊性,主要是因为血液的发热机能特别高。”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山西名医武之望(字叔卿,号阳纡,生卒约1564年—1629年)所著的《济阴纲目》里,就有内服或涂敷鸡血以治疗女病(即各种妇科疾病)的记载。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的脑海里产生了:鸡血能治病,应该也能注射进人体吧?

那个时期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学苏联,所谓“组织疗法”便是仿效苏联的产物,它有点类似中国人老话里说的“吃哪儿补哪儿”的意思,就是说,将人体的相对组织(器官),如胎盘、胆汁、肺液等经提炼后成为针剂,或注射或埋入病人皮下,以求治病强体。余长士的解释是:“根据民间的这种偏方,我想鸡血也是一种组织,可能有同样作用。”于是,他决定先在自己身上试试。他从一只半岁大小公鸡身上抽了1.5毫升鲜血,在自己的左臂实施肌肉注射。据《鸡血疗法简说》里的记载:注射当天“未见有不适之感觉,周身也没有出现疼痛、瘙痒和肿胀之感。”之后的三天内,他觉得精神舒适、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迹”终于出现了,甚至常年不治的脚癣和小腿上的皮屑病等痼疾很快痊愈了。

从第二个星期起,余长士开始大胆 地再打了几次,同时还说服周围的村民来试验。他的试验对象主要是那些经常腹痛的(即有痛经症状的村妇),长年浸泡在水稻田里的、大腿炎症、勾股部患有湿疹的农民,还有个患宫颈癌的妇女,据称,“基本都在短时内获得了很好疗效”。

1959年初,结束在江西农村的“三反五反运动”后回到上海的余长士,被分配到“社改”老大难单位—上海永安棉纺三厂担任行政副厂长,兼任厂部卫生室医生。也就从那时起,他又开始悄悄地在厂里的工人中进行试验。1960年1月,余长士在给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的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2月实施活鲜鸡血的注射,全年中为本厂和社会有要求人员,共计约三百余病例,大多数人都只打了一二针,最多的五六针,基本可见发生了许多的奇效和显著疗效……”报告所述,亦非诓言。

根据1960年4月上海市卫生局静安区分局派员调查后拟出的《上无三厂医疗卫生工作并鸡血注射试验情况汇报》中证实,余的确在工厂里开展了“鸡血疗法”的实验,根据病历记载,他一共为203例患者治疗,“根据病历记录和病人口述,所得资料可作如下分析:该疗法对月经过多、胃溃疡、偏头痛等主觉症状有改善者达65%,其余如荨麻疹、慢性支气管炎及高血压症,病人反映有改善者不到20%……”但报告中也强调,“其中有36%发生高热、过敏性皮疹、淋巴结肿大等反应”。据此,静安区卫生局认为,对于“鸡血疗法”的可靠性,需要进一步试验来得到证实。报告很快转到时任静安区委书记的李梅生处,并得到同意。

1960年10月,静安区组成了由区总工会、卫生局以及包括余长士在内的研究小组,并在区卫生防疫站内设置了实验室。一场即将席卷全国的“鸡血疗法”风潮,由此露出端倪。余长士本人因为被纳入研究小组,更是兴奋异常,踌躇满志,甚感如此气候,定能成全其一番大业。


大跃进下的“科学试验”

接下来,研究小组首先的工作就是将“鸡血疗法”进行动物实验,并取得数据;之后起草了《鸡血疗法实验性临床应用报告》上报给上海市卫生局,报告中称:“……提取的鲜鸡血中经过分离试验,可见有一定的血清反应,但与其他家畜如马、羊等鲜血血清反应做比较,鸡血清(反应)较弱。”

但如此数据并不能阻挡这股“试验”高潮的进一步推进。1960年底,用于人体的试验还是展开了。上海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通过筹备,试验在“具有抢救休克准备的条件下,于(1961年)1月9日进入临床半应用半实验阶段”。到1962年12月底,共为1300余人进行过治疗,其中17人主动要求退出。根据多次试验积累的688个病例分析,短期内疗效较好的是:月经过多,有效率达97.8%;其次是消化系统溃疡,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后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转等。但是不良反应也较严重。打过4针以上鸡血的980例病人中,发生反应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鸡血治疗后第五至七天发生反应,包括畏寒发热、腹满腹泻、腋下或咽部淋巴肿大、过敏性皮疹、局部红肿疼痛、休克等。

其中最突出的副作用反应,还是以发高热、淋巴结肿大等为主。反应程度与注射剂量成正比。而且,还出现了6例休克反应。病人注射鸡血后,立即发生胸闷、气虚、头晕、眼花、四肢无力、面色苍白、双眼球结膜充血、心率增速等不良反应。但报告特别强调,“因事先有所准备,出现不良症状者,经急救而得到恢复”。

随后,实验小组发现,通过注射鲜鸡血,导致过敏性血清反应严重的问题必须解决,上海静安区卫生局与上海生物化学制药厂协作过程中,技术人员开始设想,通过使用原来生产胎盘干粉的设备,将鲜鸡血制成脱敏鸡血粉,以降低过敏性副作用。结果,“经试用后观察,未见任何反应”。于是,在1962年下半年开始,对于实验性注射从原使用鲜鸡血的方式,改用经提炼后的鸡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进行了约1.5万人次的试验,均无副作用,并“具有一定近期疗效”。

但余长士对这份报告十分不满,认为实验小组里有个别专家故意“夸大副作用”,对于疗效也持保留态度,使“鸡血疗法”的研究机构的工作基本处于停顿状态。而“制成鸡血粉后,不仅大大失去疗效,反应并没有完全消除,而且制造工序繁复,一般工人无法操作,技术人员十分紧缺,每100克鸡血粉的生产成本超过60元人民币,成本过于昂贵,严重违背了党倡导的‘多快好省’的大跃进精神”。

据《鸡血疗法简说》对这一过程的说明,从1959年初春搞注射鸡血开始算起,余长士坚持每隔一两天必要注射一次,有时每天都注射,并未发现不良反应。“我是拿它当最好的营养品来滋补身体。长期应用下去,基本可以达到‘有病治愈,无病健身’的祛病延年的目的。”甚至还可产生“返老还童”的奇效。其间,他动员自己的爱人、亲戚、朋友以及一些曾与他共过事的人,都来参与试验,基本“都获得了很好疗效”。

据《鸡血疗法简说》所做的统计,自1955年到1960年的5年时间里,他连续为自己或他人注射鸡血,通过长时间临床检验,他有确凿证据证明,以往所展开的治疗至少对24种疾患具有明显疗效,包括胆石症、丝虫病、脚肿、心脏病、老花、腹泻、睾丸硬化、冻疮、褥疮、脱皮、脱发等病,而且精神健旺乐观,视力增进,抵抗力强,面色红润,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畅,无任何病痛。

但据后来上海市卫生局有关“鸡血疗法”小组的总结报告称,1962年底开始,拉起“响应党的技术革命”的大旗,余长士不再愿意和研究小组继续合作,自动脱离研究集体,开始把病人召到自己家中治疗。卫生局基层处有关人员曾数次上门,意欲劝阻其不要盲目进行这种危险的试验,但 他“听不进任何劝阻,把卢处长等赶出家门……”当时,市六医院 的陈中伟医生因完成世界首例断肢再植手术而获卫生部记大功一次,消息传到余长士这里,他颇不以为然,称“这算不了什么,我只会比他做得更好,‘鸡血疗法’才是真正赶超国际水平的新型技术”。

这期间,国家卫生部突然发现,全国各地出现了大量的油印小册子,都是些极度夸大“鸡血疗法”疗效的宣传材料。据调查后的不完全统计,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县、州)的医疗单位或个人都收到过这种资料,其中宣称,“至少可以治疗六十余种顽固疾病,是卫生工作者发现的、效果最佳的仙丹神药”。在这些散发的材料中,主要有两个问题,引起当时担任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爱国将领冯玉祥的遗孀)的高度重视:一是小册子里宣称,“鸡血疗法已经可以证实,属于国际领先的技术”,所以,目前中央已作出指示,要求只进行“秘密研究”,因此尚未被外界和群众所了解;二是透露说眼下有相当多的“老干部”都在私底下悄悄使用。为此,李德全向上海市卫生局提出要求,责成上海方面在最短时间里“调查此事原委,并上报中央以待妥处”。

经上海方面四十余天的积极调查,并向卫生部作出报告,称,“这份名为《鸡血疗法》的小册子,是于1964年8月私下印制的,其中共辑录了一百多个病例……”阅读其中的内容,让人想起如今那些充斥电视和报刊的各类神奇“秘方”神药,宣传方式和内容仿佛如出一辙。此事出现在信息闭塞的几十年前,“中央指示”和“老干部”私下享用的“秘密偏方”之说,其蛊惑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上海市卫生局后来在调查报告中说,“目前在全国各地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有的群众抱着鸡前往各级卫生院、乡间医生处要求注射,求治情况相当混乱,甚至自己注射。目前,全国各地的卫生部门也纷纷来信或者派专人来沪了解。”

禁令反而换来康生的支持卫生部门在与试验小组的接触中,也常会与余长士打交道。余坚持认为:“几年鸡血打下来,总感到身上的力气用不完,有时还会产生一拳头打通墙壁那样的猛劲……当然,也有人觉得我的脾气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感觉不出,如果真是那样,也可能是经常打鸡血的原因——雄鸡总是很好斗的嘛!”

1964年,当农村“四清运动”向城市“四清运动”转移的节骨眼上,一肚子怨气的余长士开始爆发。他在5月写的一份“思想汇报”的材料中诉说委屈:“‘鸡血疗法’创立五年来,日夜操劳,每晨五时左右即起身,养鸡养兔、扫清洁,夜间给病人注血,给自己和爱人注血,又给兔子静脉注血。又经常从静安区(余家住江宁路)跑到五角场为病家注血,写材料,各地搞鸡血的同志们通信及往来联系,粮食不够吃,勉强支持供鸡饲料,所有用品和饲料,都是自己贴钱……当此,党号召全国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运动的大学之年、大比之年,我要把隐忍5年偷研鸡血的痛苦心情和实际情况,向党和政府申诉,要求党和政府领导、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协作共同研究,为创造祖国新医药学派而共同奋斗。”同年12月,又给新上任不久的卫生部长钱信忠写信,要求组织上尽快成立鸡血研究会,并调他到京做“高深的鸡血疗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国各高级医疗院校组织鸡血疗法教研组,并投入临床应用。

而同一天,他还写了一封致“中央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并转诸位首长和同志们”的信,也是要求获得支持,对“鸡血疗法”的地位予以呼吁。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卫生局为了答复中央对此事的过问,特起草了《关于鸡血疗法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为慎重起见,事先还专门召开专家座谈会,专家们的意见极为一致:鲜鸡血的过敏性血清反应在人身上很明显,这完全是因为异性蛋白的存在,因此在《意见》中上海方面明确表示:“目前虽未发生死亡事故,但如继续应用下去,意外事故势所难免,鲜鸡血治疗对象均为慢性病,这一类型疾病本身无多大危险性,而治疗所冒的危险更值得考虑。”呈送卫生部时还建议尽快出台“限令各地立即停止私自给病人注射鲜鸡血试验”的禁令。

7月23日,卫生部下发了《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卫生局调查报告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通知强调,“今后,禁止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病人治病,以免发生过敏危险。群众要求医务人员用鲜鸡血给予治疗者,应加以劝阻。对于群众中流行的各种传说,应进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释。”

为此,余长士极为恼怒,他在此后的自述中诘问:“……仅以治疗妇科月经量过多的疗效,已达100%,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贡献?……鸡血疗法的药理是有根据的,明代医学家武之望的《济阴纲目》中就有记载,它是得到过广大医务界许多正直而先进人士一致公认的。尤其在中医界,一些有名望的中医,认为它是祖国医学的遗产,应发扬光大,作为创造我国新医药学派的重要项目之一。祖国医学,绝大部分还不是没有科学根据吗?如果处处要宣传科学根据,那样你就当不成医生了。”就在卫生部发布《通知》的同时,余长士已不再满足于肌肉注射鸡血,且“现已成功地发展到对人作静脉注射,虽然尚在缜密试用中,但望其前途,将是对人类更大贡献的发展方向”。

10月,余长士在给中央党校负责人康生(兼任“四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一封信里,针对社会上普遍反对他实施“鸡血疗法”的情况大喊委屈,说:“……毛主席最近指出的‘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指示……最近党中央大力提倡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并且希望也让别人来赶赶我们。我们医药卫生界也更应该如此,现在的一些医生,只会在图书馆里游走于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赤脚医生查资料,老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不是去民间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实践,还禁止别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义+旧框框+洋框框=保守主义思想’吗?科学技术能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吗?很多人以尊重‘科学依据’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要知道,科学依据是不断发展的!……我认为科学依据也不能一概而论,医疗上更要辩证看问题,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医内经说,服药不发生反应的话,那病也不会好。很多针灸老医生说,有晕针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疗效很好,反应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发生,还是推荐临床。”他进一步上纲上线,“……如果对斯大林的评价是功大于过,说他是对革命有贡献的领袖,那么,如果有利于大多数人的事业,即使有些人牺牲也应该做,对医药卫生事业也应该作如是观。”余长士还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强迫禁止,‘打鸡血’仍有可能转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倒非多余。

康生于1966年3月7日作出批示,给予支持并很快把这封信转到上海市委,一些曾公开表示反对的人,顿时哑言。


人们对“鸡血”的“文革”记忆

2009年初,笔者在一次采访中,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油印的《鸡血疗法》小册子,这是1968年3月由“上柴联司造反总部”(上海柴油机厂联合造反司令部)组织翻印并分发的。小册子里提到,1967年7月,在国家卫生部“红心造反大队”的支持下,北京的首都红卫兵和上海红卫兵联合组建“鸡血疗法”调查组,共派出15支小分队,分赴全国各地核实其疗效,事后的结论称:“‘鸡血疗法’是对‘备战、备荒、为人民’工作中的最大贡献。”

因为自此之前的1966年12月,迫于康生批示的压力,卫生部下发通知,撤销1965年7月23日的《关于“鸡血疗法”的通知》。1967年卫生部的造反派还成立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卫生部在鸡血疗法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办公室”,并于12月发表《彻底为医药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鸡血疗法翻案告全国革命人民的公开信》,为“鸡血疗法”翻案。那本《鸡血疗法》散布全国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人家中。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回忆当时“打鸡血”的盛况:“我家附近地段医院的注射室门口,开始排起长蛇般的队伍。人人提着装鸡的篮子或网兜,等待护士小姐出手,一边交流打鸡血的经验与传闻,地上到处遗留着肮脏的鸡毛和鸡屎,此外就是鸡的尖声惊叫。它们的恐惧像瘟疫一样传染给了整个时代……鸡血不仅是养生的圣药,而且给疯狂的种族注入了诡异的激素。革命的热血奔涌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则燃烧在祖国的大地上。从1967年到1968年,打鸡血盛行的时间,据说维持了十个月之久,与文革最疯狂的时刻完全暗合。它跟狂热造反之间的神秘呼应,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索解的悬谜。”

上海浦东有一位叫茅祥林的市民,回忆当年弄堂里的人们热衷于此事的一段“插曲”:1973年夏天,已经在江西插队快两 年了,终于获得了一次回家探亲的机会,当时他家住长宁区与上海县(后划为闵行区)交界处。到家后第一个凌晨,正想睡个懒觉的他,竟然被一阵鸡叫给惊醒了,“连我们插队的农村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不许养鸡,上海人竟敢私自养鸡 ?”家里的老祖母告诉他,家里养鸡是为了治病救人。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秘方”:白色、无一点杂毛、叫声高亢有力、体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鸡,“抽点血,包治百病”。因为在江西农村当过几天赤脚医生,隔壁邻居听说后,纷纷跑来请他给大家打鸡血。起初他还犹豫不决,怎么敢把鸡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专门到长宁区的武夷路地段医院了解情况,看见医院注射室门外排成长龙,人人怀抱一只公鸡,“这才敢往人屁股上扎鸡血。”

前前后后,直到探家结束回江西之前,茅祥林先后给邻居不下200人次打了鸡血。“肯定有一些副作用啊。但那个时候,老百姓也没办法,胆子大是一方面,更重要的,那时也的确是缺医少药,被逼无奈,也应了那句老话:病急乱投医 !”


结语

余长士,作为当年积极推行荒谬的“鸡血疗法”的主要历史人物,我们似乎在探讨事件本身的同时,也有必要了解一下这个人日后的有关状况。据上海市检验检疫部门的一份档案显示,余长士全国解放初期的级别是行政13级,相当于如今的副厅级干部,按照其1903年出生的确切记载(《芜湖史志》1993年版),活至今日,亦当为百岁老人了。但据记载,他早已于1978年退休(后改离休),退休前,他究竟在干什么?靠什么生活?居住何处?可惜,笔者遍查资料,均无收获。按照上海市干部殡葬制度的规定,以正局级离休的他,即使业已作古,也可在上海的龙华陵墓内找到他的墓葬,但笔者三次前往寻找均无果。

历史上的这幕闹剧终于阖起了幕布,但闹剧中的主角竟然也被历史的尘埃湮灭了,如此结局令人始料不及,但又分明感到这幕闹剧中,竟然掺合了如此之多的悲剧元素。


摘自《海纳百川》,原载《档案春秋》2009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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