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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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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史

一、草创(1902-l21912-01)

二、奠基(1912-011922-07

三、建系初期的发展(1922-071937-07

四、随校西迁陕甘(1937-071946-07

五、迎接解放院系调整(1946-071952-07

六、改革发展曲折前进(1952-07l966-05

七、十年内乱(1966-051976-10

八、拨乱反正(1976-101981-11

九、走向辉煌(1981-111988-08

十、百年辉煌(1988-082004-02

十一、数学科学学院成立初期的发展(2004-03~)


一、草创(1902-l2~1912-01)
  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12月17日(光绪28年11月18日)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由于国家急需人才,暂时设速成科:分仕学馆和师范馆。通过考试,仕学馆录取学生57名;师范馆录取学生79名,后各地推荐学生29名。校址在景山东街马神庙(现人民教育出版社地址)。第1期学生,即师范馆学生,肄业5 年,1907年4月27日(光绪33年3月15日)毕业,共105人,其中最优等18人(第一名是王松寿),优等61人,中等22人,下等4人。3月18日公布毕业生成绩98人,8月18日补加3人,8月28日变通奖1人。对毕业生中的最优等者,加五品官衔,以内阁中书尽先录用,其他优等和中等也都派往各部司任职。冯祖荀(字汉叔)是京师大学堂速成科师范馆的第1期学员,1年后被选派到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算学门首任主任;在1922~1926学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以及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在北京的3所高校数学系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何鲁教授曾说,冯先生差不多是我国当今数学界的泰斗。
  1904年(光绪30年),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改为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当年8月和11月先后录取学生300余名。师范馆的学生是第1期,优级师范科的学生是第2期。师范馆,优级师范科开设课程为14门:伦理学,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学,物理学,化学,外国文学,图画,体操。第1学年为普通课; 第2学年开始分科,共分4科(当时称为4类),第1类是国文,外国语(英语,法语和德语任选一种);第2类是中外历史,地理;第3类是算学,物理,化学;第4类是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卫生,农学,园艺。1907年8月3日(宣统元年6月18日),优级师范科共毕业203人。最优等23人,优等77人,中等103人。
  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在1908年(光绪34年)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由景山东街马神庙迁至厂甸清官琉璃窑旧址,就是现在北京和平门外南新华街路西的北师大原校址。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级学堂之教员和管理员”为宗旨。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开设课程分为1年公共科,相当于预科,开设8门课程:人伦道德,群经源流,中国文学,东语,英语,辨学,算术和体操。3年分类科,相当于本科,所设学科分为4类。第1类以中国文学,外国语为主;第2类以历史,地理为主;第3类以算学,物理,化学为主;第4类以动物,植物,矿物,生理学为主。这4个分类中,还有与现在公共必修课相当的“通习科”,包括人伦道德,经学大意,教育,心理,体操等。
二、奠基(1912-01~1922-07)
  1912年(民国元年)1月9日教育部成立,修订学制。1月19日,教育部颁布所有学堂一律改为学校。3月3日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5月3日任命严复为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校长。5月15日改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命陈宝泉为校长。
  教育部规定的宗旨是:“注意道德教育。以实例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 高等师范学校以造就中学校,师范学校教员为目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依照教育部颁布的规程,自编了校规。其《立学规则》一章中的“要纲”规定:“本校以养成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中学校、女子中学校教员为宗旨。”明确了为师范学校,中学校,女子师范学校,女子中学校培养教员的任务。
  1912年8月,原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的“公共科”改称“预科”;其分类科的“类”改称“部”。文科第1部(暂时空缺,后为国文部);旧第1类,改称文科第2部甲班;新第1类,改称文科第2部乙班。理科第1部(暂时空缺,后为数理部);旧第3类,改称理科第2部甲班;新第3类,改称理科第2部乙班。第4类,改称理科第3部。这里,文科和理科的甲班和乙班,不是同年级并列的班级,而是甲班和乙班同一年的前后班(民国初年的多数学校以甲,乙,丙,……排列年级)。
  1912年10月,教育部公布大学理科数学门(系)开设的专业课有16门。
  1913年2月,文科第2部改为英语部。理科第2部,改称物理化学部。理科第3部,改称博物部。8月,增设历史地理部。
  1915年2月2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呈准扩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办法。扩充本科,预科至12班,学生450人;增设数理部,国文部,教育专攻科,国文专修科,手工图画专修科(3年毕业)。数理部的修业年限:预科1年,本科3年。数理部第1届学生预科科目为伦理学,国文,英语,数学,图画,乐歌,体操;本科科目为数学(3年,即3年中每学期均有,下同),物理学(3年),化学(2年),天文学(1年),伦理学(3年),心理学及教育学(3年),薄记(1年),手工(2年),体操(3年)。数理部首任主任是刘资厚教授。第2任主任是物理学教授张贻惠先生(1920~1921学年)。数理部首届毕业生28人。
  1913年秋,北京大学数学门招收新生,标志着我国现代第1个大学数学门(数学系)正式开始教学活动。1915年,北京高师增设数理部,是我国第2个大学数理部(数学系)正式成立。
  1916年本科,即数理部第2届学生所修本科科目伦理学改为学习1年,化学改为学习1年,手工改为学习1年,其余课程学时未变。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16年10月27日成立数理学会,“以研究数学物理,增进学识,联络感情为宗旨”。该会由数理部首任主任刘资厚教授发起,作为数理学会名誉干事参与指导的数学教授有冯祖荀,王仁辅,秦汾等。数理学会的职员全部由学生担任,当时在校的学生傅种孙,陈荩民先后担任过正副会长。
  1917年,数理部未招生。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办的《数理杂志》于1918年4月创刊。至1925年12月,共出刊4卷5期。《数理杂志》是中国数理出版物最早的杂志。傅种孙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大衍(求一术)”就是国内用现代数学观点研究中国古算的首例;“几何学之基础”是中国报道几何基础的第1篇文章; 傅种孙事前给罗素的《数学哲学引论》(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写了一篇摘要“罗素算理哲学入门”刊于《数理杂志》,后来又与张邦铭将全书译为中文,书名《罗素算理哲学》。这是植入我国的第一株数理逻辑新苗。当时在校的学生杨武之,汤璪真,靳荣禄等任该会主办的《数理杂志》的编辑,杂志内容丰富,发表了不少优秀作品。
  1918年,数理部第3届学生实际所修课程变动很大。1918级4年中所修课程为伦理学,论理学,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教育行政,教授法,社会学概论,国文,英语会话,英文讲读,英文法,日文,图画,唱歌,手工,体操,代数,三角法,几何学,解析几何,立体几何,近世几何,微积分,方程式论,物理学,力学,热学,光学,电学,物性学,物理实验,化学,化学实验,数论,初等数学研究,天文学,测量学,气象学。
  1919年5月初,北洋政府代表准备在出卖山东的部分主权的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传到国内后,5月3日下午,北京各高校代表在北京大学集会,抗议巴黎和会勒逼中国承认日本吞并青岛,并侵占我山东省权益。在此次会议上,决定5月7日或9日举行大会,表示抗争。5月3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也在校内风雨操场集合,讨论巴黎和会上我国外交失败的对策。
  3日晚上,在北京高师工学会[由数理部1915级的学生匡互生(字日休)和刘熏宇(字家镕),国文部的周予同(字蘧)等人发起的]成员的秘密会议上,大家都认为游行示威应该提前到第二天。并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我系学生匡互生星夜与北京大学的陈锡串联。第二天清晨4点左右,又到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生宿舍找夏秀峰串联,并说到法政专门学校去找谢濂。周予同回忆:那天由北京高师工学会代表联络到的各校激烈分子,有20人左右,大多属于北京高师的工学会,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北京大学的共学会等组织。大家相约暴动,准备牺牲,有的还向亲密朋友托付后事,我和匡互生等都写了遗书。又说,被推担任天安门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的段锡朋(此人后来堕落为反共的AB团分子,曾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傅斯年,都是北京大学新潮社等组织的。他们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准备用暴力手段惩罚卖国贼的秘密决议和准备。
  3日晚上,在北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的一个名叫共学社的小组织也开了秘密会议,也主张先发制人,提前5月4日在天安门举行游行大会。
  4日,北京高师的队伍最先到达天安门广场,汇文中学的学生也到的很早。接着,中国大学、北京工专、朝阳大学、北京农专、北京医专、北京法专等十几个学校的队伍,陆续开到。北京大学的队伍最后赶到时,大约是下午2时左右。参加的学校有13个,大约有3千人左右。参加者都手持小白旗,上面写着各种慷慨激烈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贼的口号,露天大会由各校代表组成的学生团主持。会场没有布置讲台,就以天安门前的石狮子做讲台,演讲者站在石狮子头上讲话。各校的学生代表讲完话后,北京各校学生就开始了富有历史意义的空前规模的示威游行。
  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举着写着“还我青岛!”“取消卖国二十一条!”等标语、旗帜,路过中华门绕经前门楼,浩浩荡荡地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前进。目的不过是要向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各使馆提出“说贴”,显示民意。但沿途受到民警的阻拦。到达东交民巷时,又被使馆区的卫队、巡捕阻挡,不准通行。漫长的游行队伍被阻在东交民巷西口约两个小时之久,代表们多方交涉,没有结果。中国的土地,不让中国人通行(这是受“辛丑条约”的限制)!学生愤怒万分。这时候,北京高师队伍中忽然有人高呼:“到赵家楼曹汝霖(当时是交通总长,前为外交次长,卖国的“二十一条”就是他签字承认的)家去!”马上得到学生一片赞同的反响。
  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分东西两院。东院是西式楼房,西院是中式平房,共走一个大门。这时,曹宅的大门紧闭,有军警在防守,并阻止学生打门。有人想爬墙,但围墙相当高,爬不进去。盛怒之下,大家把写着“打倒卖国贼”字样的白旗,从墙外纷纷抛到院内。正当前面学生队伍被阻在墙外时,不得其门而入,后面的学生又渐有涣散之势时,我系学生匡互生,奋不顾身从西墙外纵身跳上曹宅大门右侧一个小窗户上,戳破铁丝网,扭断几根铁条,一拳打碎玻璃,冲开窗户,从这仅能通过人身的小窗口,很困难地也很危险地爬进曹宅,接着,又有四五个准备牺牲的同学爬了进去。宅内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军警,早被外面学生的声势所吓倒。他们初见匡互生跳进去,有人还想搏斗,及至看见又跳进数人,他们便目瞪口呆,竟自动取下刺刀,退出枪弹,看着学生们把这卖国贼住宅笨重的大门打开,于是学生进入曹宅。
  入曹宅之前,已传说曹汝霖、章宗祥(当时是驻日本公使)和陆宗舆(当时是币制局总裁,曾任驻日本公使)正在曹家开会,但学生进入曹宅后,到处搜寻,没见人影。匡互生在愤怒之下,于曹汝霖的卧室,取出火柴,把床帐子拉下一部分,加上纸头信件,放起火来,烧了他们借以从容商量作恶的巢穴,以泄一时的愤怒。点起的火,只烧了曹家东院的几间房子。一会儿,反动警察,宪兵和消防队赶到,他们包围了曹宅,开始动手捕人。警察共逮捕学生运动32人,其中有北京高师学生8人,我系学生杨荃骏(字明轩,曾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陈荩民(字宏勋,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后担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教授。1979年5月应聘为我校名誉教授)被逮捕。他们于5月7日被释放。
  “五四”运动后来发展到6月3日,已经逐渐形成了由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的群众运动。从6月3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以罢工、罢市、罢课,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浪潮,反动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6月2日和3日被捕的学生。6月10日,北洋军阀政府被迫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的职务。又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后,北洋军阀政府于5月28日才明确表示;已经电告巴黎代表拒绝签字。“五四”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在“五四”运动这一壮举中,尤其是在开始阶段,我系的学生是先锋和主力,其中匡互生先生的作用不可低估,被誉为“五四”运动的第一勇士,他们在“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使北京高师成为“五四”运动策源地之一。经过“五四”运动,高师学生的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1919年,数理部未招生。
  1920年,数理部第4届学生实际所修课程实行学分制度。1920级1年级所修课程为伦理学(1学分),心理学(2),国语(2),英文(5),德文(3),音乐(1),代数(5),三角法(2),立体几何(1),力学(2),化学(2),测量学(2);2年级:教育学(2),教育史(2),近世几何(2),方程式论(2),平面几何(4),物性学(1.5),力学(2),音学(1.5),有机化学(1),化学实验(1),数论(1),初等数学研究(1),天文学(2),气象学(1); 3年级:伦理学(1),教授法(2),公民教育(2),日文(3),体育(1),立体几何(3),微积分(5),热学音学(3),光学(3),物理实验(1),相对论(2),统计学(2),化学实验(1),微分几何(2);4年级:哲学概论(1),教育行政(1),心理测验(2),变态心理(2),陈述心理(2),社会问题(2),体育(1),电磁学(5),物理实验(1),理论物理学(2),高等力学(2),微分几何(2),微分方程式(2),函数论(2),初级中学问题(2),中学课程(2)。
  在此阶段,我系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除汤璪真,傅种孙等外,其他如下。
  杨明轩(1891-06-13~1967-08-22),原名杨荃骏,革命家,教育家,“五四”运动“八勇士”之一。1919年在数理部毕业。与杨武之先生是同学。1919年5月7日,北京高师学生热烈欢迎5月4日被捕同学返校后,校长陈宝泉考虑到他们的安全,防止再次被捕,也免于将来到社会工作时遇到风险,亲自将杨荃骏改为现在用名。1919年夏毕业后回到陕西西安从事教育工作。他多次领导学生与军阀政府进行斗争,在学校推广白话文,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组成“共进社”,并担任领导工作。他的工作,被反动政府所不容,迫他离开西安。1923年,杨明轩赴上海大学任教,在瞿秋白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他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懂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中国革命应走的道路。1926年,他勇敢地放弃了多年为之奋斗的教育救国的理想,怀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定信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教育下,他为陕西的教育,为党的教育事业而努力工作。参与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是民主同盟西北区的创始人和负责人之一。当毛泽东同志谈到西北教育工作时,赞扬杨明轩同志是“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中最先进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是陕西青年的伟大导师”。解放后,杨明轩满怀激情地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之中,受到党的信任和人民的尊敬。历任全国人大第一,二,三届代表和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等职,在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及爱国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91年6月13日,民盟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杨明轩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深切缅怀他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匡互生(字日休,务逊,颂英,人俊,济,1891-11-01~1933-04-22),教育家,工学会发起人,“五四”运动主要发起人之一。1919年在数理部毕业。1919年5月3日晚,与工学会的周予同(国文部学生)等密谋暴动,并串联其他兄弟院校一同行动。在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示威时,他首先跳上曹宅大门右侧一个小窗户上,戳破铁丝网,扭断几根铁条,一拳打碎玻璃,冲开窗户,跳进院内,打开大门,使学生进入曹宅。是他首先放火烧了曹家卧室的帐子。后被称为“火烧赵家楼”的英雄,被誉为“五四”运动的第一勇士。从我系毕业后,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加入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由于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摧残民众,湘人狠之入骨,匡互生与毛泽东、何叔衡一起,起草了驱张宣言,毛泽东领导了湖南教育界掀起的驱张运动。1920年夏,匡互生被聘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当时,毛泽东任第一师范学校附小主事。第一师范学校规定,凡在该校任教者,均需大学毕业。毛泽东没有上过大学,匡互生拟聘为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则特意在学校规定中加了一条:附小主事可到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于是,毛泽东破格担任了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这在当时的湖南教育界引起很大反响。后来,他为办上海立达学园耗费心血,从事教育改革试验,努力实现他教育改革的设想,造就了一大批人才,贡献颇大,是一位把毕生精力贡献给国家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后因直肠癌逝世于上海。
  杨武之先生(字克纯,1896-04-14~1973-05-12,其长子杨振宁是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于1919年在我校数学物理部毕业,是数理部毕业的第1批大学生。1923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师从数论名家L.E.Dickson,1928年以“华林问题的各种推广”的博士论文,成为中国学者中以代数学研究而被授予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第1人。回国后,先在厦门大学任教1年,次年在清华大学算学系任教授。1932~1933学年代理算学系主任。后赴德国访问1年。1937年4月到1948年7月任算学系主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理科研究所算学部主任。1936年后,在西南联大期间,算学系主任除由江泽涵担任以外,均由杨武之担任,同时兼任师范学院算学系主任。1946年后任昆明师范学院教授,数学系主任,后回清华大学数学系任教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数学研究成果累累,学生中英才辈出,是我国数学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算学系的负责人,他不遗余力地协调3校的师资力量,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支持并鼓励青年教师进行科研并取得成绩,其功不可没。1949年9月,任同济大学教授,兼任大同大学教授。1952年9月全国院系调整时,调到复旦大学任2级教授。1973年在上海逝世。杨先生在担任教授和系主任期间,通过他的学术水平,教育才能和组织才能,培养出了一批世界一流的数学家,20世纪中国的数学大师,如华罗庚,陈省身,许宝祿,段学复,柯召等。杨武之教授是我国一位杰出的数学教育家。在此讲述杨武之与华罗庚的几件事情。在看到华罗庚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之后,经唐培经介绍,也引起了杨武之的注意,极力向系主任熊庆来推荐,于是,熊庆来在征得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同意后,决定破格聘请华罗庚来清华工作。1933年春,清华算学系元老郑之蕃教授建议,并力主将华罗庚从行政系列的助理员破格提为教学系列的助教,代理系主任杨武之很赞成此事,报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叶企孙同意。1938年秋,杨武之以算学系主任身份,在教授会上,力主将华罗庚越过讲师,副教授,直接聘任为教授,成为西南联大前所未有的3级破格先例,华罗庚时年28岁。
  陈荩民(1897-07-05~1981-03-07)在1916年8月参加浙江高考,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我系,1920年毕业。原名陈宏勋,现名也是由陈宝泉校长所改。五四运动“八勇士”之一,被捕释放后,被选为北京学生联合会副主席,抵制日货全国联合会主席。1921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1925年获硕士学位后回校任教授,兼任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1927年去上海,任上海的曁南大学数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其后,又在大夏大学(一所私立学校,解放后取消)数理系任教授及系主任。1942年12月至1946年5月任泰顺北洋工学院院长[1941年10月,中国工程师学会及各专门工程学会在贵阳举办联合年会。借此相聚之机,各届北洋校友就复校事宜进行了磋商,会谈决定在呼吁恢复国立北洋工学院的同时,筹设私立北洋工学院,由全国北洋校友共同筹办。在此压力下,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42年12月将原浙江省立英士大学升格为国立英士大学,将其工学院划出,独立为国立北洋工学院,任陈荩民为代理院长,因工学院地处浙江泰顺百丈口镇,故史称“泰顺北洋工学院”。与之相呼应,李书田于1944年春在西安筹建了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下设土木工程、水利工程两系,并以北洋治学精神主持西京分院。1945年8月,抗战胜利,天津收复。北洋广大师生和各地校友提出了恢复国立北洋大学的强烈要求。1946年初,教育部正式下令恢复国立北洋大学,着力在天津西沽北洋大学原址复校。此后,泰顺北洋工学院、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西北工学院和北平部(理学院院长陈荩民接受“北平临大第五分班”,建立北洋大学北平部)四校师生先后返津参加复校]。1946年暑假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在天津复校,并在北平成立了北洋大学北平部,陈荩民任北洋大学教授,兼任理学院院长及北平部主任。天津解放后,1949年1月至1950年暑假,任北洋大学校务临时委员会主席(即校长)。后担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工业学院教授。1979年5月应聘为我校名誉教授。他潜心于数学教学与研究,成绩卓著。50年代末,国家教育部聘他为全国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早在30年代,编著的《非欧几何》被列为大学丛书。解放后,编写了3卷本的《高等数学教程》,被许多大学列为教材或主要参考书。与余介石合译的《数学分析》在数学教学中颇有影响。其他著作有《高等数学基础》(上、下册),《高等代数》,《微分方程》,《代数及数性研究》,英文版《张量分析》,《算学》(5册)等10余部教材。
  魏庚人(字元雄,1901-03-13~1991-11-26),1921年9月以第1名的优异成绩被数理部录取。他从事60余年中学数学教学和数学教材教法的研究工作,1950~1957学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是我国1950~1980年间数学教育专业惟一的教授。后任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主任,名誉系主任,陕西省数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陕西省政协委员,1982~1986年担任中国教育学会数学教学研究会首任理事长。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9年决定不设预科,学生修业年限为4年。
  1921年,增设数理部﹑理化部和博物部的研究科。招收的数学研究科班,生源为高师和专门学校毕业生,以及大学3年级学生,学习年限为两年,毕业后授予学士学位。第1届招收了9人。1923年和1925年又招收了两届。开设课程为实数函数论(学分10),复数函数论(10),近世代数(8),群论(10),微分方程式论(4),高等微分几何学(8)。冯祖荀负责指导,指导教师还有秦汾,王仁辅等。1923年毕业的5人是程廷熙,韩桂丛,郭善朝,吴宝谦和张鸿图。3届共毕业的20名学生是我国高等师范院校数学系最早授予的一批学士学位获得者。
  1921年本科开始招收女生,男女学生同班上课。北京高师是我国高等学校招收女生最早的学校之一。实行男女学生同班上课,这在当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三、建系初期的发展(1922-07~1937-07)
    1922年6月,我校改订课程编制。本科分4年制和6年制两种。4年制设教育系,国文系,英文系,史地系,数理系,理化系,博物系和体育系,均4年毕业;6年制设教育系,国文系,英文系,史地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博物系,均6年毕业,授予学士学位。
  1922年秋季,北京高师正式将数理部改称数学系,理化部改称化学系,增设物理系。这是我国正规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生教育的开端,比数学研究科成立晚1年。冯祖荀任数学系主任。其余教师为王仁辅,秦汾,杜作樑,傅种孙,黄恭宪,孙华庭和许光福。1922级(4年制)实际上为预科2年,本科2年。开设课程为国文(8学分),普通讲读(6),普通心理(4),陈述心理(4),教育心理(4),教育概论(4),西洋教育史(4),英文法(10),英语会话(4),日文(6),作文与翻译(4),簿记学(4),法文(18),物理学(3),物理通论(8),力学(4),物理实验(2),电磁学(8),化学(9),化学实验(2),卫生及体育概论(2),体育(10),音乐(2), 初等数学演习(2),三角法(6),高等代数(14),立体几何(5),球面三角(2),微积分学(10), 立体解析几何(4),近世几何(4),方程式论(4),高等三角法(4),高等微积分(4),微分方程式(4), 近世代数(6),数论(6),平面曲线论(4),数学逻辑(6)。1926年毕业的4人是葛世勋,李茂林,周俟松和陈祖虞。
  1922年,还招收了6年制的本科生,实际上为预科2年,本科4年,1928年毕业。招收6年制的本科生,一直持续到1929年,之后就不再设预科。由于6年制的本科毕业生被授予学士学位,因此,1926年后就不再招收数学研究科班。
  1922年9月20~30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到会78人,蔡元培任主席。形成《学校系统改革案》,规定高等师范应提高程度,改为师范大学,或并设于大学内。11月,由范源廉,袁希涛,李煜瀛,邓萃英,陈宝泉,程时煃和张敬虞组成“北京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正式进行北京高师改为大学的筹备工作。
  1923年7月1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9月28日开学。学校分设数学系、教育系、国文系等8个系和两个专修科,当时数学系办学的目的是:培养中等学校良好师资和培养数学教育学术专家。本科学生修业年限为4年,暂设预科,学习年限为2年。学生学习采用学分制,以每个学生每周上课1学时及需要自修1~2小时,历时半年为1学分。本科生在校期间修满150分即可毕业。
  1927年8月,北京9所国立高等学校合并为国立京师大学校。教育部长刘哲兼任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改称京师大学校师范部。张贻惠为师范部学长。1928年6月,国立京师大学校改称北平大学,李煜瀛为校长。原北京大学改称国立北平大学北京大学院,原北京师范大学校改称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北平大学聘张贻惠为第一师范学院院长。1929年6月,教育部通令恢复原来的北平大学,北平大学第一师范学院恢复为北平师范大学。1931年2月,教育部决定北平师范大学与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合组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任命徐炳昶为校长。
  北平师范大学校数学会于1929年6月成立。该学会集中了秦汾,王仁辅,顾澄,程廷熙,胡濬济和傅种孙等一批数学教授。该学会编辑的《数学季刊》创刊于1930年1月。这是我国高校最早的专门数学期刊。自创刊至1934年7月,共出刊5期。它的栏目包括:攻研之心得, 名著之译述, 课程之标准, 教学之方案, 译名之商榷, 教本之体例, 中西历史, 世界潮流, 以及游戏, 杂俎, 调查报告等。该刊采取“凡学说之不见于中文著述者, 虽陈不去; 材料之有裨于中小学生者, 虽浅不辞”的办刊原则, 使刊物内容与社会所需紧密相连, 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傅种孙一直指导该会1930年创办的《数学季刊》的工作,参与学会工作的学生职员巩宪文,刘书琴等毕业后,低年级的闵嗣鹤等接替了他们的工作,期刊继续出版。
  北平师范大学校长张贻惠发起的“中国数理学会”于1929年8月29日举行成立大会。
  1932年,教育部长朱家骅令北平师范大学本年度停止招生。
  1933年,北平数学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了北平数学会,把北平一带的数学工作者组织起来,开展学术研究工作。
  中国数学会主办的《数学杂志》创刊于1936年8月。自创刊至1939年11月,共出刊5期,是《数学通报》的前身。
  京师女子师范学堂于1908年(光绪34年7月)设立,11月3日开学。傅增湘为第一任总理。1912年5月29日,改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吴鼎昌为校长。1919年4月18日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是方还。在北京高师改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的影响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1924年5月2日改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校长是杨荫榆。9月3日改为国立女子大学师范大学部,教育总长何可澄兼任院长,林素园为学长。1927年8月5日改为国立京师大学校女子第一部,毛邦伟为校长。1928年9月改为北平大学第二师范学院。1928年11月改为国立京师大学校第2部。1931年2月教育部决定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合并,7月正式合并。
  赵进义(1902-10-25~1972-09-07)于1921年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先后获天文学硕士和理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任广州中山大学数学系教授。1930~1937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兼数学系主任。1930~1934年连续当选为中国天文学会第9~11届评议会的评议,同时受聘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1937~1949年,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教授,西北大学数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1944年曾代理校长,并兼任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52年后,任北京工业学院教授,长期担任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曾当选为北京市第2届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第1~4届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科协副主席。曾兼任中国数学会,中国力学学会和中国天文学会理事,1954年任北京市天文学会理事长。从事数学,天文学和力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代数函数论》(法文),《复变数函数论》,《椭圆函数论》,《天体力学》,《理论力学》等。赵进义教授在任我系系主任期间,带领学生积极开展中学数学教育研究,组织师大暑期理科教员讲习班(算学组),在中国数学会中提倡开展数学教法的研究工作。
  1937年5月1日,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师大数理学会召开理事会,决定组织“中等学校数学教学问题讨论委员会”,聘请胡濬济,刘亦珩,傅种孙,程廷熙,郑之蕃等9人为该委员会委员。
  在20世纪30年代,数学系开设的课程有较大变化,高层次数学课程明显增加。1933级开设课程,第1学年为初等微积分(8学分),立体解析几何(6),方程式论(6),初等近世几何(选课4);第2学年为高等微积分(8), 近世几何(6),微分方程式(4),数论(选4);第3学年为函数通论(6),微分几何(4),分析力学(8),近世代数(6),实变函数论(选4),非欧几何(选4), 平面曲线(4),初等数学研究(选4);第4学年为论文研究(4),数学史及数学教育(4),函数各论(选6),变分法(选4),微分方程式及积分方程式(选6),群论(选4), 直线几何(选4),估计学(选4),天体力学(选4),数学基础论(选4)。
  在此期间培养的优秀人才除赵慈庚教授等外,有:
  张世勋(1900-11-05~1985-09-10)于1921年考入我校数理系,1925年以第1名成绩考入我系数学研究科班,1927年毕业。1945年受教育部推荐到英国剑桥大学数学研究院攻博,两年后校方破格让其提前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8年底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做研究工作。1949年6月回国后在四川大学任教授。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四川省数学会副理事长。他一生在大学执教58年,曾讲授30多门数学课程。在积分方程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数学人才。他曾在上大学时发表了《十万马克征解之问题》(数学季刊,1930年1~3期),此问题曾困扰他多年。在晚年,还从事费尔马大定理的研究。在中国现代数学家传记第4卷卷头刊登了他的一幅令人深思的“老骥伏枥”的照片。
  谢伯俞(1904~1927-04-28),又名耀权、汤铭,湖南宝庆人(今邵东县黑田铺乡),1921年8月,考入长沙岳云中学。其间,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是湖南省进步社团“新人社” 、“革新社”的发起人之一。1924年7月,以全省第一名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理预科。在李大钊的培养和教育下,1924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了协助李大钊扩大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同年底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曾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反击国民党右派的分裂言行。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在学生和工人中组织“沪案雪耻会”,并组织宣传队上街介绍“五卅惨案”真相。后参与领导北方的国民大会运动。1926年,升入北师大数学系本科。同年,当日本帝国主义纠集英、美等8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时,他挥笔写下了“投降可耻,抗战光荣”几个大字。3月18日,随李大钊率领各团体、学校代表,到执政府请愿,遭到血腥镇压。惨案发生后,带领一批同学积极抢救受伤群众,并发出通电,揭露段祺瑞政府的罪行。1926年4月,当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组织部长,兼市党部中共党团书记。下半年,又任中共北师大支部书记。后奉调到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内协助李大钊等工作。1927年,曾奉命去武汉从事农民运动。不久,重返北京。4月6日,与李大钊等被强行进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的奉系军警所逮捕。面对敌人的残酷审讯,坚贞不屈。4月28日,与李大钊等一起英勇就义。
    张德馨(1904~1992-10-25),山东黄县(今龙口)人,1927~1928学年在数学系就读。后留学德国,1937年获德国柏林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后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西北师范学院数学系教授,并任系主任。在解放战争期间,任国民教育统治区长春大学教务长、代校长。为了追求整理,毅然投奔解放区。东北解放后,历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1948-09~1983-11)、教授,长春市副市长(1956-11~1963-11),吉林省第1~6届政协副主席,第1~3、5~7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吉林省科协副主席,中国数学会理事、吉林省数学会理事长,长春市自然科学联合会主席,1963~1966年任《吉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编委会主任等职务。著作有《整数论》。长期以来,致力于教育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闵嗣鹤(1913-03-25~1973-10-10)于192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1935年毕业于我系并到附中任教。他在学生时代就勤于研究,在老师的指导下,1934年在我系出版的《数学季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98页的长篇研究论文“函数方程式之解法和应用”,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7年,经傅种孙和杨武之推荐,到清华大学算学系任助教。1945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英国研习数论,1947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做博士研究员。1948年回国在清华大学任副教授。1950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任教授。在数论研究与应用数学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工作,有《闵嗣鹤论文选集》出版。陈省身在这选集的题词里说“嗣鹤在解析数论的工作,是中国数学的光荣”。
四、随校西迁陕甘(1937-07~1946-07)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寇占领北平,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转移到西北。1937年9月,国立北平师范大学与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在陕西西安组合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日寇飞机经常轰炸关中,临时大学很难在西安长期办下去。3月,全体师生到达汉中。4月,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校本部设在城固。西北联大的教育学院改称师范学院,李蒸任院长。学院设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教育,体育,家政8系及劳作专修科。1937~1941年,北平师范大学为西北联合大学成员,仍保留北平师范大学之名,数学系主任是赵进义教授。
  1939年8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称国立西北大学,赵进义教授转入西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增设了公民训导系和博物系,共10系1科。学生在校修业4年半,在第5学年第2学期充任实习教员。
  1940年4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明令西北师范学院从陕西城固迁往甘肃兰州。1941年3月,奉令于当年暑假在兰州设立分院。11月1日,举行开学典礼,12月底开课。本年招收新生150人。从1941年起,城固本院旧生陆续毕业,不再招收新生;而兰州分院则每年招收新生。本院毕业一届学生,就腾出一批人员和设备,迁往兰州。1942年,西北师范学院本院由城固迁到兰州。城固本院改称分院,兰州分院改称本院。1944年11月迁移完毕。城固分院宣布撤消。
  迁往兰州后的国立西北师院,除原有的10系1科外,又设立了国文,史地,理化,国语,体育,5个专修科。这时在校学生1 010人,教师159人,职员66人。
  在20世纪40年代,虽然社会动荡不安,但数学系开设的课程变化不大,变化的最大特点是增加了教材及教法研究,教学实习和毕业设计。1944年开设必修课程为数学复习(学分10),物理学(6),高等微积分(6~8),高等解析几何(6),方程式论(3),近世代数(6),复变数函数(3),微分几何(3),数学史(3),理论力学(6),分科教材及教法研究(8),教学实习(16),毕业设计(2~4); 选修课程为物理学(4),微分方程式论(3),化学(6~8),向量分析(3),数论(3),椭圆函数(3),实变数函数(3),射影几何(3),天文学(3),弹道学(3);数学统计(2),力学与物性(4),光学及实验(6),电磁学及无线电学(8),中外教育史研究(2~4),训导原理及实施(2),升学及就业指导(2)。
  西北师院的另一个变化是在1944年附设函授学校。其目的是以函授方法辅导中心国民学校教员进修,藉以改进国民教育。组织委员会设委员5人,其中1人为指导教授,教育系主任为主席。设干事1人,事务员兼书记1人,教员5人。函授科目设置由教育部核定为:数学,学校行政,测量统计,社会教育,小学训育实施法,共5科。用通讯方法指导学生进修。当年在校学生558人,涉及13个省份。
  北平师范大学的西迁,对发展我国西北高等教育事业,是有相当影响的。西北师范学院独立建校时,原来北平师范大学的教师和毕业生,有一部分留在了西北大学。抗战胜利后,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教师和毕业生,又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兰州西北师院发展为甘肃师范大学,后来改称西北师范大学。
  北平沦陷时期,1938年春(民国27年),伪临时政府成立后,于北平师范大学原址设立了北平师范学院,在李阁老胡同另设北京女子师范学院。
  北平师范学院于1938年5月17日(民国27年4月18日)成立,王谟任院长。初设文、理、体育3科,分设11组和1个专修科。文科:教育伦理组,国文组,日本语文组,西洋语文组,史地组;理科:数学组,物理组,化学组,博物组;体育科:体育组和音乐组,工艺专修科。录取新生258名,数学组一年级甲组招生9名,乙组招生12名。5月19日上课。学制4年。北平女子师范学院于1938年3月(民国27年2月)成立,张愷任院长。理科数理组录取新生29名。
  1942年底(民国31年11月),伪教育总署将二师院合并改组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设3个学院。文学院设国文系,日文系,西文系,史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地学系;教育学院设教育学系,体育系,音乐系,家政系,工艺系,体育专修科,音乐专修科。1942年数学系毕业生:甲组男生4名,甲组女生12名(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学院数学系称为数理系);乙组男生6名。
  抗战胜利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被国民党政府接收,改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第7分班。国民党政府宣布沦陷区大专院校为“伪大学”,学生为“伪学生”,要对他们进行“甄审”。共产党领导了反甄审的斗争。进步学生揭露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失地辱国,在胜利后歧视沦陷区人民,并借此暗中迫害进步学生的罪行,使学生们受到了一次教育。这部分学生后来都合并到复员后的北平师范学院。
  陆润林,1936-1939年学年在北京师大数学系就读。曾任兰州大学副校长,离休后曾任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名誉会长,老教育家,曾由他担任主编,组织编写了一部长达47万字的兰州大学校史。对教育下一代有深远影响。
五、迎接解放,院系调整(1946-07~1952-07)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被迫答应设立国立北平师范学院,西北师院学生可以无条件转入。1946年7月,国立北平师范学院在北平复员,袁敦礼任院长。1946年10月,复员的学生陆续到齐,11月开始上课。复员后的北平师范学院设立国文,英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博物,教育,体育,音乐,家政12个系和劳作专修科。全校有学生1 059人。1948年11 月恢复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的名称。
    1948年4月9日凌晨, 在北京师范大学发生了著名的流血事件, 即称之为“四九血案”,
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深夜闯入北京师范大学, 逮捕了几个进步学生, 这件事发生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会发表了支持学生运动的宣言, 在会上有的教师反对支持学生罢课, 但教授会傅种孙先生在会上仗义执言, 并亲自起草了教授会罢教的四篇著名的宣言,得到了北师大教授会和讲师助教会的拥护, 发扬了正气, 灭了反动派的威风。同时推动了北京大学生的团结, 向反动派进行了勇猛的冲击。这件事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史中, 以及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签署命令,派钱俊瑞等人代表军管会接管北平师范大学, 北平师大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1949年1月26日至5月4日,北平师范大学教务长,数学系汤璪真教授被委任为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生前和毛泽东是同乡、少年时的同学和朋友,北京解放后,他们多次交往,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到汤家看望,听取他们对建国、办学的意见。毛主席点菜设宴,宴请汤璪真,黎锦熙,傅种孙,黄国璋等人。汤璪真不幸去世后,因他家子女多,生活困难,毛泽东请有关部门予以解决。
  接管后,取消了反动组织,反动制度和反动课程,军管会拨经费给学校,教职员维持原薪原职,学生发给人民助学金(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甲级每人每月小米40斤)。这些措施,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学校秩序,受到全校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他们对党和党的文化教育政策有了初步的认识。
  1949年3月,傅种孙教授先被文管会(相当于教育部),后于5月13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任命为北师大教务长。
  1949年3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师大数学系支部成立,丁尔陞同志任团支部书记,团员约有l4名。团组织是团结教育广大青年的核心,其建立加强了党对青年群众的领导。
  解放初期,校党组织尚未公开。1949年6月,根据新时期的工作需要,党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当时,全校理科系为一个支部,数学系成立党小组,王树人同志任党小组长。
    解放以后,师生们耳目一新,沐浴到党的温暖阳光。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给长期生活在旧社会的人们以极大的震动,要求人们对许多事物必须重新认识,重新学习。
  针对这种情况,在系领导和党团组织的指导下,教师和学生都建立了政治学习小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还参加学校组织的政治理论学习,积极地进行学习和讨论。通过学习,广大师生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他们怀着对党的忠诚和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洪流中。
  1949年7月10日,各地来北平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正式筹备会议的数学工作者与北平的数学工作者,在我系开会,商讨恢复中国数学会活动的有关事宜,做出了6项决议。商定中国数学会会址将来设在清华园内,未迁入前暂由北平师范大学数学系转中国数学会。1950年4月2日,中国数学会北京分会设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傅种孙和程廷熙任常务理事,程廷熙任秘书,张禾瑞任理事。1950年8月,“具有代表全国性的”颐和园会议决定,数学总会暂时设在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1949年8月,数学系的系主任是傅种孙教授,其他教授有汤璪真,王仁辅,程廷熙,秦元勋,朱兆雪和王正生,副教授赵慈庚,齐植朵和钱端壮,讲师董锡兰和王世强,助教韩树山,陈承淇,穆鸿基和袁兆鼎,还有6名兼职教授和教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1949年9月27日通过将北平改为北京。与此相应,北平师范大学改为北京师范大学。
  据1949年12月统计,4个年级共有73名学生。
  1950年2月22日,我校工会第1届代表大会召开。数学系成立了工会基层小组,吴品三任组长,汤璪真任副组长。1952年12月成立数学系工会,魏庚人任主席,以后历届主席为王世钦(1956-01~1956-09),蒋铎(1956-09~1957-12), 刘云英(1957-12~1984-03), 傅若男(1984-03~1987-03), 杨福田(1987-03~1993-06), 黄海洋(1993-06~1995-02), 王迎迎代(1995-02~1996-03), 柯小伍(1996-03~1998-04), 王昆扬(1998-04~2001-09),朱同生(2001-09~2003-01),王恺顺(2003-02~)。多年来,系工会为我系教师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协助数学系开展工作,以及教职工的福利,生活,体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于1993年被评为北京市工会先进集体。
  教育为工农服务,高等学校为工农开门,是第1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和第1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强调的方针。当时提出,准备和开始接收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进入高等学校,以便及时地为国家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加入国家建设的行列。接收具备入学条件的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进入高等学校,也是旧学校改造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的举措之一就是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其目的就是使参加革命工作3年以上的工农干部,或有3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具有相当于高小文化程度;年龄在18~35岁,身体健康者,用3~4年的时间,将文化水平提高到相当于中学的程度,再升入高等学校学习。为解决工农速成中学师资问题,我系在1950年4月8日举办了第1期工农速成中学师资训练班,所修课程为算术、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和三角5科的教材教法研究,立体几何复习,中学数学教学法,近代数学10个讲座,数学问题讨论和试教。学习时间半年,毕业23人,其中女生2人。1950年10月至1951年7月举办第2期,招收18人,学习时间1年,毕业14人。
  1950年5月,教育部颁发了《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规定了北京师大的任务,主要是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即普通中学,工农速成中学,师范学校的教员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政治文化教员,其次是培养和训练教育行政干部与社会教育干部。
  1951年11月7日,教育部任命傅种孙为教务长兼数学系主任。
  《中国数学杂志》在1951年11月创刊。10月23日,应傅种孙总编辑之请,毛泽东主席为该杂志题写刊名。该刊是1936年中国数学会创办的《数学杂志》的继续。至1952年12月,共出刊5期。前两期的总编辑是华罗庚和傅种孙。以后总编辑为傅种孙。为了与全国科联领导的其他学会的普及刊物《* * 通报》取得一致,该刊从1953年起改为《数学通报》,郭沫若题写刊名,一直沿用至今。编辑部设在北京师大数学系。从1953年3~4号改为月刊。在1951~1966年间共出刊158期,后停办。1979年7月复刊,至2002年6月,出刊276期。
  由于辅仁大学在1952年暑假与北京师大合并,下面对辅仁大学数学系作一介绍。
  辅仁大学是1925年罗马教廷天主教会创办,是一所私立学校。按当时教育部公布的《私立学校条例》第3条规定,私立学校应组织董事会,设置正副校长。第1次董事会在1927年6月举行。推举陈垣教授为校长。只设文科,拟分4系:国文系,史学系,英文系,哲学系。修业年限为4年。1928年暑假后,增设哲学系。1929年6月将原来的文科各系组成文学院,增设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共11个系。文学院设国文系,史学系,英文系,哲学系,社会经济学系;理学院设数理学系,化学系,药物学系,生物学系,附设医学先修科;教育学院设教育系,心理系,附设美术专修科。数理学系分为数学组和物理组,但有时也称数学系和物理系;邢锡礼为数理学系主任,数学组还有教师余炘文和常福元。1929年招生2人中,1934年暑假毕业1人(潘智源)。1930级学生所修课程为:1年级:分析数学概论(8),球体三角(4),大学物理(10),军事训练(4学分),军事学(2) ,国文(4),英文(6),德文(6);2年级:方程式论(8),高等代数通论(8),解析几何(6),近代几何(4),微积分(8),国学概论(4),英文名著选读(4),党义(2), 德文(6);3年级:理论力学(6), 高等微积分(6), 立体解析几何(6),天文学(3),英文(6); 4年级:实变数函数论(4),微分几何(3),实用天文学(4),近世代数(5),函数通论(6),数论(4),德文(3),毕业考试(2)。
  1933年6月,开办文理两科研究所,暂设史学部和物理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7月底日寇占领北平,国立大学纷纷迁往内地,各校的一部分学生也辗转南下。辅仁大学未被关闭,而且一直继续维持到抗战胜利。在这8年里,很多过去的国立大学,都由日伪组织直接控制,辅仁大学则由教会的德国人出面,与敌伪政府周旋,经过往返协商,文理各科课程仍用原来教材,不用日文课本,不悬挂日本国旗,日文不作为必修课。
  1938年9月,增招文学院和教育学院各系及数理学系数学组1年级女生。1938级学生所修课程为:1年级:国文(4学分),英文(6),初等微积分(8),立体解析几何(6),平面曲线(6),大学物理(12), 伦理学(4),体育(1);2年级:高等微积分(8),高等几何(6), 数论(6),逻辑学(4),理论力学(6),德文(4);3年级:高等代数(6),微分几何(6),复变数函数论(6),投影几何学(6),无限级数(4), 德文(5), 流体与柔体力学(6);4年级:中学教学法(4),电磁场(6), 实变数函数论(6)。
  1939年9月,增招理学院其他各系1年级女生,增设家政系,只招女生。1941年秋,在理科研究所增设化学部和生物学部,并在生物学部附设医预科。1942年秋,增设日本语言文字系和西洋语言文字系德文组,将美术专修科改为美术系。1943年,将社会经济学系分为社会学系和经济学系。美术系分为国画组和西画组。1944年度,在文科研究所增设人类学部。1946年9月,增设农学系。1948年增设人类学系,农学系改为农学院,将数理学系分为数学系和物理系,刘景芳教授任数学系主任。其他教师为余炘文教授,兼职教授王仁辅,讲师梁永康和助教谯毓琛。当年招生30人。1948级学生所修课程为:1年级:初等微积分(8),微积分演算(2), 立体解析几何(6), 大学物理(8), 大学物理实验(4),国文(4学分),英文(6),中国通史(6),体育(2);2年级:微分方程式(6),高等微积分(8),高等几何(6), 方程式论(6), 大学物理(4),天文学(3),最小二乘方(4),英文(4), 德文(4),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3), 体育(2),新民主主义论(3);3年级:近世代数(8),复变数函数论(6),微分方程式论(6),无限级数(4), 德文(4), 新民主主义论(3);4年级:微分几何(6),运算微积(2),理论力学(3),俄文(6)。
  至1952年暑假,数学系(组)毕业生共有122 人。在1942~1952年间,毕业男生36人,女生53人。女生人数高于男生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有钱人家的女儿未到内地但在北平上学,以及入天主教会的一些女子也多在此上学。1950年10月12日,人民政府正式接管辅仁大学,任命陈垣教授继续担任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于5月19日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1961年,辅仁大学在台湾复校。
六、改革发展,曲折前进(1952-07~l966-05)
    为了使我国高等教育适应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根本改变旧中国学校设置和分布,以及系科分工方面的混乱状况,按照党中央和政务院规定的“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总方针,高教系统在1952年进行了规模较大的院系调整。
    1952年暑假,辅仁大学与北京师大合并,北京大学的张禾瑞教授调入我系任教。合并后,北京师大数学系教师共有22人,其中教授5人:傅种孙,张禾瑞,魏庚人,程廷熙,余炘文(辅仁);副教授3人:赵慈庚,颜道岸,董延闿(辅仁);讲师4人:王世强,钟善基,梁绍鸿,朱鼎勋(辅仁);助教10人:吴品三,刘绍学,蒋铎,严士健,傅章秀,袁兆鼎,郝鈵新,陈绍菱,刘贵贤和薛宗慈(后4位来自辅仁)。学生共有107人。
  解放不久,中学和师专师资缺乏,现有教师的水平不高,知识大多陈旧。为此,数学系在1952学年举办了“中学数学教师专修班”。所修课程为高教政策,教育学,代数,三角,几何,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平面几何,立体几何,数学教学法,教育实习。学习时间1年。毕业40人,3人未毕业。在1953年2~8月,举办了“算术代数师专师训班”。所修课程为整数论,算术,代数与初等函数。毕业22人。除数学系有关老师讲基础课外,还邀请了中国数学会的华罗庚和陈敬宁等来系做报告。这些活动,使前来学习的教师大获收益。
  1952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陈垣教授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何锡麟为第一副校长,傅种孙任第二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
  傅种孙兼任数学系主任时,董延闿任副系主任,且长达18年,此记录在未来若干年内无人能破。在董先生任职期间,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为数学系的发展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由于院校合并时,我系有一部分教师来自辅仁大学数学系,在几十年中,两个系的教师在一起愉快共事,其中,董先生起了重要作用。
  1950~1965年,每年平均招收进修教师21人。1951年和1955年未招收进修教师。进修时间在半年、一年、一年半、两年的人数依次为93,136,12,97人。多数教师的学习方式是和本科生听课。在有研究班上课时,一些进修教师和该班一起学习。
  在1952年以前,除了数学教学研究论文外,我系仅有极少数的学术研究论文。1953年,王世强在《数学学报》上发表论文“命题演算的一系公理”,这是我系在解放后发表的第1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改进了Hilbert—Goetlind的命题验算公理体系,在《Mathematical reviews》中受到国际著名数理逻辑学家王浩的好评。同年在《数学学报》上发表的另一篇“关于合同关系的可换性”论文,对G.Birkhoff所著的格论书中列为待解的牵涉到合同关系的两个问题进行解答,对问题31, 给出了完全的解答;并解决了问题72的一个特殊情形,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其成果以及他后来关于格论的成果都被写进新中国《十年来的中国科学(数学卷)》,被国内外多本专著引用。
  1953年9月1日~7日,中国数学会在北京师大数学系召开了以分析为主的数学讨论会,出席34人,列席18人,旁听30人,这是中国历史上数学界举行的第1次数学学术讨论会。讨论会的目的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及推动中国数学界逐渐地展开数学研究工作”。
  从1952年院系调整到1957年反右斗争,我系全面学习前苏联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教学改革。1952年秋,我系制定了教学计划,开始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教学工作。新的教学计划根据培养目标设置各学科。它包括政治理论课,公共必修课(教育科学,外语,体育等),专业课和教育实习4个部分。体现了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及师范的特点。1956年,为贯彻“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方针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能力,我系对教学计划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减少公共必修课时,增加专业必修课时,减少课堂讲授时间,增加自习时间,精简辅助课,增开选修课,使教学计划逐步完善。如中国数学史就是1956年作为选修课由钱宝琮先生首先开设的。新的课程中增加了俄语,不再开设公共英语课程,应是新的教学计划片面性的表现和一个大的失误,此失误是全国性的。
    1952年秋,在制定教学计划的同时,我系开始制定教学大纲。1953年和1954年把修订教学大纲和编写讲义作为教学的中心环节,当时的多数教材都是自己编写,并且翻译了11本前苏联教材。
    随着教学内容的改革,相应地建立健全了教学组织。我系于1952年秋季先建立了初等数学及数学教学法教研室(主任:傅种孙);1953年春季建立了3个教研室:数学分析教研室(主任:赵慈庚),代数教研室(主任:张禾瑞),几何教研室(主任:朱鼎勋)。教学组织的完善和壮大,对教学改革,完成教学计划,开展科研活动,发挥集体力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教学形式和教学方法方面,学习了前苏联的经验,注意课堂讲授,辅导,讨论,作业,考试,考查和实习等多种教学形式的结合,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提高了教学质量。教育实习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环节,当时我校非常重视,并有前苏联专家参加指导。按照傅先生的想法,我系并未聘请前苏联专家。从1953年起,我系逐渐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实习制度和方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根据1953年政务院指示,高等学校本身的师资培养与提高问题是“办好和发展师范教育的关键”。我系很注重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要求除学好政治理论课外,还要学好与本门专业有关的3门基础课,如近世代数,几何基础和实变函数等,并参加考试。傅先生对派出青年教师到前苏联学习,是非常积极的。从现在看,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做法,是改变我系的师资结构,提高年轻教师学术水平的一个重要举措。我系陆续派出教师刘绍学(1953-09~1956-07, 刘绍学是我国派到前苏联留学生中学数学的第一个副博士学位获得者),孙永生(1954-09~1958-02),袁兆鼎(1954-09~1958-06),丁尔陞(1956-11~1958-12),赵桢(1956-11~1960-05)等人到前苏联学习,派严士健到中科院师从华罗庚学习数论和代数等。这些青年教师回校后,很快成为我系教学和科研的重要骨干力量。
  全国院系调整以后,我国许多师范院校缺乏代数、几何方面的教师。基于这种情况,从1954~1956学年,数学系连续举办了5届研究班。先是张禾瑞指导主办的代数研究班,共办了2届,每届期限两年;傅种孙主办的几何基础研究班,蒋硕民指导的分析研究班。研究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大学讲师,助教及应届毕业生, 中学教师等。目标是培养师范院校高等代数、几何基础和数学分析方面的教师。研究班很注重学员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全国各地,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做出了可喜的成就,在教学和科研中起到了骨干作用,多人成为校系领导。
  1953年9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现在的校址(海淀区新街口外北太平庄)奠基。数学楼于1954年奠基。1954年暑假开始,数学系,物理系和中文系迁入现址,以后各系陆续迁往现址。
  1953年,受教育部委托,由傅种孙副校长主持,草拟了全国高师15个系的教学计划草案。于1953年秋在全国师范教育会议上讨论,1954年由教育部正式颁布执行。同时,于1954年初,受教育部委托,又起草了理科5个系的12种教学大纲。这次编写的教学大纲,比1952年编写的有明显的进步,表现在其内容更符合培养目标的要求,更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它不仅规定了课程讲授的内容,而且对实习的时间安排,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它体现了不但要把系统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还要培养学生具有实际能力的技巧和技能,要求学生能够将已经学到的理论知识,独立地应用到实际中去。教学大纲还注意吸收了前苏联的科学成就,又尽力结合我国古代与现代科学的成就。
  1954年7月20日至8月3日,高等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在京主持召开高等师范院校数学系和物理系的若干科目的教学大纲讨论审定会。我系负责的科目有高等代数,数论,初等函数,初等几何和数学教学论。
  教育部于1955年5月4日发出通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高等师范函授部。解放后,我校的函授教育从本年开始设立。先以化学系为试点。学制是5年。1956年增设6个系,我系在北京市,天津市和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共招生229名。1958年在北京市,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及其她地区共招生77名。学制由5年改为4年。所修6门课程为数学分析,高等代数,平面几何,解析几何,常微分方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理方程。1961年9月第1批函授生毕业44人,学科结业22人(学习3门以上课程,考试成绩及格者给学科结业证明)。1958年后数学系函授停止招生。在几年的工作中,初步积累了一定的函授教学经验。
  图画制图系的制图专业于1956年并入数学系。
  我系6位教师常钟玮,金再鑫,胡崇惠,刘增贤,刘志汉,赵大清在1956年被抽调支援兄弟院校。1956~2001年,我系共有160名教师支援其他兄弟院校、科研院所或中等学校,如魏庚人教授是应陕西师院要求我系支援的系主任,当时教育部(1955-09-01)批准陕西师院为北京师大分校;袁兆鼎是国防科委以命令方式调走;颜道岸被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调走;这是北京师大数学系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一种贡献;同时,我系也为我校输送人才做出了贡献,我系共有44名教师调到我校机关或其他院系所,如曾任学校党委副书记的李英民,刘友渔曾任总务长,沈复兴曾任教务长,现任信息学院院长等。
    1954年,数学系的中共党员教师有4人:王树人,严士健,傅章秀和柳藩,建立了教师党支部,支部书记王树人。1956年建立系党总支,王振稼同志任党总支书记,当时我系师生党员已发展到20多人。党员在思想上,工作上积极带头,党组织对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保证监督作用。
    王世强于1956年7月晋升为副教授(全校共有3人晋升)。
    1956年9月,张禾瑞教授出任数学系主任,傅种孙先生不再兼任。
    1957年5月。党开展了整风运动,但运动被扩大化了,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一些干部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分子,伤害了知识分子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系有5名教师和48名学生被错划为右派。
  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给学校教学和科研等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从1957年10月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运动。特别是1958年5月至12月开展的教育大革命运动,提出了许多“左”的口号,如“要破除对教授,专家,书本和文献的迷信”,“要坚决拔掉学校中的资产阶级白旗”,“由外行领导内行”等。
  1958年,我校本科学制由4年改为5年,本科生招生428人,是历年招生最高峰。为此,我系从1955级中抽出14人提前毕业留系工作。1958~1962年,每年数学系在校学生在950~1107人之间,为历年在校学生人数最多的阶段,1961年为我系在校学生数量最高峰。
  1958 年8月25日到10月1日, 数学系近千名师生开展大搞理论联系实际的群众性的“科学跃进月”活动,掀起教育大革命,进行教育“大改革”和科研“大跃进”,在1959年冬至1960年夏,还进行“大搞高、精、尖”的科研活动,兴办了七,八个工厂,有造纸厂,喇叭厂,玻璃厂和硫酸厂等。编写了10余本为工农服务的联系实际的教材,并到外面办起了30多所学校。在科研方面,广大师生投入了全部精力,完成了联系实际项目68项,这些项目多数属于小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刘家峡水坝的拉应力计算,框架柱反弯点高度应力计算,厂房烟囱应力计算,消防大队管道问题,薄壳问题,体育馆屋顶计算,机床搪孔坐标尺寸计算等。但这些成绩无论在完成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被严重地夸大了。
  在大跃进中,在教学,科研和生产劳动三结合口号的鼓舞下,考虑到电子计算机在解决生产实际问题中的作用,1958年,我系决定建立计算数学专业和计算技术专业,及数字电子计算机工厂。一共投入180多万元人民币,由于多种原因,在1年后下马。从目前的观点看,这是数学研究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当时由于工作浮夸,粗糙,实际成绩很少,因此失掉了这个机会。
  在教育大革命阶段,作为教学基本组织形式的教研室被干部,教师和学生三结合小组所代替。虽然教育大革命在促进脑,体劳动结合,城乡结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它是在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形势下进行的,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发动的,出现了许多过火行为。它严重地破坏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过分地夸大了课堂教学存在的缺点和问题,降低了教学质量,使教学工作几乎陷于停顿。
  校党委为了加强学生工作,从1958年10月开始,在各年级设置了一些专职的政治工作干部(级主任)。在党委和总支的领导下,级主任和班主任积极开展工作,加强了党对学生工作的领导,加强了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也锻炼了不少干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和经验。为了继续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以后在各年级改设政治辅导员。级主任是一个行政性的名称,易理解为行政的一级干部,称政治辅导员便于明确是政工干部,便于发挥学生干部的作用。
  在科学跃进月活动之后,转入了正常的教学活动,同时也注意了科学研究。数学系已开始认识到数学知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重要性,以及提高联系实际的质量,并注意了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1年来,解决的主要实际问题有三角轴孔的设计,龙门铇立柱刚性计算,水泵房任意位置隔墙的应力计算,全国石油运输调拨问题,75吨与38吨转炉合成力矩的计算问题等。一些成果已为有关部门采用或部分采用。
  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指导下,在教学上也引起了较大变化,增加了一些课程,如概率论,数理方程,计算数学等。在教学内容和方法方面也有较大改进,注意了联系实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学质量。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后,开始对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经验进行总结。对运动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纠正,强调必须贯彻“以教学为主”的方针,必须调整师生关系,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丁尔陞领导的数学系教育改革小组编写了“以函数为纲,数形结合”的全日制九年一贯制试用课本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我系许多教师参加了这套教材的编写工作。
  在中国数学会第2次全国代表大会(1960-02-24~1960-03-04)上,丁尔陞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中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研究小组“对于中小学数学教材内容现代化的建议”。人民教育出版社魏群向大会做了关于数学教学改革问题的发言。全体代表对教学改革方案及发言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认为北京师大的方案打破了旧系统,富有大胆创造的精神,方向是正确的。会议着重指出,在教学改革中需要注意以下3点:(1)新的中小学教学体系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特别是为现代化生产和尖端科学技术服务。因此,中学必须讲授某些现代数学知识,加强对学生计算能力的培养及计算工具的使用。(2)新的中小学数学教材必须有严谨的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应该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尽量做到数与形的结合,概念与计算的结合,消除人为的对灵活有力工具与恰当运算方法的限制。(3)新的中小学数学教材的分量和难易程度,应符合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认识能力发展的客观过程。概念尽量从实际引入,由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并注意通过培养训练,及早为接受较难概念的能力做好准备。
  1960年,中宣部直接领导教改,建立景山学校。我系教师和毕业生直接参与了这项工作,为景山学校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1960年前后,我国发生了暂时困难,党中央和国务院果断地采取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八字方针,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和违反教育规律的“大改革”终于停了下来。1961年9月,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即“高教六十条”。这个条例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自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主要经验与教训,明确地规定了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基本制度。
  为了贯彻“八字方针”和“高教六十条”,我系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各个教研室得到恢复并新建了几个新的教研室。这样,我系当时共有9个教研室:代数教研室(主任:张禾瑞),几何教研室(主任:朱鼎勋),普通教育教研室(主任:丁尔陞),计算数学教研室(主任:刘绍学),力学教研室(主任:范会国),分析常微教研室(主任:赵慈庚),复变偏微教研室(主任:赵桢),公共数学教研室(主任:柳藩),统计数学教研室(主任:严士健)。教研室的恢复,意味着教学管理工作的加强。我系对学生情况及教学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上下反复讨论,制定教学计划,对于高水平,师范性;高等数学与初等数学关系;教学与科研关系等进行了认真,激烈的讨论。此教学计划的制定,奠定了我系发展的重要基础。基础课中“加强三基”,科研工作中加强“射门意识”均在此阶段提出。在教师中逐步开展讨论班,派出教师到外校学习,如郑慕英去复旦大学,引进兄弟院校毕业生,如陆善镇等,逐步充实提高教师队伍。经过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我系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科学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成果。在调整工作中,把1958级学生分出一个数四(8)班,改为4年制,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安排教学计划;对少数民族同学,单独安排教学计划。
  孙永生,严士健和刘绍学于1961年12月21日晋升为副教授。
  1961年11月28日,《北京日报》报道了给傅种孙教授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9月,开始给部分“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这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1978年,改正了对傅先生的错案。1979年,我系被错划成右派的问题得到了完全彻底的改正。
1962年1月18日,傅种孙教授在北京逝世。傅先生是我校六位一级教授之一(另5位
是: 陈垣, 黎锦熙,钟敬文,黄药眠,武兆发),是我国杰出的数学教育家,为我国的数学教育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是中国中学数学教育的一面旗帜,在我国数学教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是对我国中学数学教育影响最大的领袖人物。他一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服务40多年, 曾任数学系主任9年,我校教务长3年,第二副校长5年,在任期间,为我校和数学系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受聘担任数学系主任起,他就系统地筹划数学系的建设,全力推进提高数学系的学术水平和科学研究工作,聘请北京各校的著名学者,如江泽涵,段学复,闵嗣鹤,胡世华,王湘浩和徐利治来校兼课;在举办速成中学师资培训班时,几乎遍请北京各高校的著名学者,来京开会的数学家以及后起之秀作学术报告,这些对于学生和青年教师开阔眼界是大有益处的。他大力进行师资队伍的建设,先后请赵慈庚,汤璪真,秦元勋,张禾瑞,范会国,蒋硕民来系任教,以实习讲师名义破格请王世强留校任教。50年代,国家面临大规模经济建设,需要培养大批人才。重要措施之一就是选派青年教师留学前苏联。傅先生积极响应,1953年他甚至让系里所有符合年龄条件的青年教师都去检查身体,结果先后派出了刘绍学,孙永生,袁兆鼎,赵桢,丁尔陞等人。由于其他条件不够而未能派出者,如严士健,他还安排闵嗣鹤指导,后来又请华罗庚关照。他规定所有年轻教师要进修近世代数,实变数函数论,几何基础,以提高专业水平。这一系列措施和教诲对于北京师大数学系,乃至一部分师大及师院的学术水平的提高都有积极作用,为日后开展研究也有一定的影响。1950年新中国数学会及其北京分会成立,傅先生任两会常务理事。他创办了新中国数学会的第一个数学杂志《中国数学杂志》,后改称《数学通报》,前两期的总编辑是华罗庚和傅种孙,以后为傅种孙。1956年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
  1962年,我系开始招收研究生,由关肇直和丁尔陞等指导的3名研究生均完成毕业论文,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未答辩。1963~1965年招收研究生4人也由于“文革”原因均未完成毕业论文。
  在过去的几年中,系党总支对数学系的全面工作实行统一的领导,根据“高教六十条”规定,高校中党的领导权集中在学校党委一级,系党总支对行政工作起保证监督作用。此后,建立了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一般每周1次的碰头会制度,对系的重要工作安排交换意见。
  为了加强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1964年前后,将1963级任课教师组成年级组,并设想这个组基本上跟随学生的班级到学生毕业,以利于教师及时全面地了解学生的思想和学习状况,更好地做好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是加强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尝试。此工作由于“文革”中断。
  1964年,高等学校开展“四清”运动试点(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的教学和科研秩序再次受到严重地影响。我系部分教师和学生分期分批地停课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高教六十条”越来越无法执行,直到“文化大革命”。
  “文革”前夕,我系规模已经扩大,师资力量大大增强,学生人数也大幅度增加。据1965年底统计,当时我系有教授4人,副教授8人,讲师22人,助教51人,学生632人。
解放以来,数学系有了较快的发展,数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极为迅速。1957年之后,频繁的政治运动严重地妨碍了数学人才的培养,但还是在曲折地前进。我系在解放初期培养的“四大金刚”,新一代的数学家王世强,孙永生,刘绍学,严士健副教授以及赵桢,丁尔陞等已经成为我系教学和科研的中坚力量。在此期间,我系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如新疆大学前常务副校长张福基教授,参加第一颗战略导弹试验、第一颗氢弹试验和第一颗人造卫星试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后勤部的孙振江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信息安全技术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九五”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卿斯汉研究员,广西大学副校长、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民进第10~11届中央常委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委员、第8~10届全国政协委员的俞曙霞教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获得者、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前副厅长刘国仁,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和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北京十一学校李金初校长,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北京二中梁新如校长和北京师大第二附属中学林福智校长,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广东省中山市华侨中学李静澄校长等,以及若干名特级教师,见附录23的一部分名单。
七、十年内乱(1966-05~1976-10)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贯彻。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江青,康生等人的直接煽动和支持下,我校学生谭厚兰等人于1967年1月25日宣布在北京师大夺权,他们“踢开党委闹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从此开始了北京师大有史以来最混乱的时期。
  “文革”初期,数学系党组织和系行政均受到冲击,不久就陷于瘫痪状态。系党总支、团总支、系行政和各个教研室以及各种规章制度都遭到破坏,全系整个教学和科研工作陷于停顿;数学系的个别学生带头搞起全校的“劳改队”与“集训队”,在全校造成极坏影响。在1966年,我系有13位教师被游斗,有15位教师被作为专政对象。运动中,一些教师先后被送到劳改队,农场,山西临汾“五七”干校和校办工厂劳动,许多人受到不公正待遇,特别是一些老教师和教学科研骨干,遭受了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数学系教师队伍受到严重摧残。
  1967年4月29日,成立北京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数学系也成立了系革命委员会。1968年1月25日,系革委会宣布成立5人组成的核心小组。
  1968年7月27日至8月29日,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先后进驻我校,领导学校的“斗,批,改”。工宣队进驻高校,制止了武斗,起了稳定局势的作用。但是,他们主要把高校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地方,搞阶级斗争,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错斗和批判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又由于工宣队的多数人对教育领域的情况及其规律性缺乏认识,而把知识分子作为革命对象必定违背客观规律,因此难以真正“占领”这块阵地。在指导教学方面,违背了正常的教学规律,使学校工作继续遭受严重的损失。
  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1966年6月至1972年,数学系未招生。只是在1972年8月开始举办为期半年的中学师资短训班,153名学员(男65名,女88名)多数为北京市中学数学教师(中学教师103名,小学教师44名,其他6名)。学员文化程度为大专12人,高中和中等师范生107名,高中肄业和农业高中29名,初中生5名。所修课程为代数,几何,政治。虽然是培训中小学教师,但毕竟是在北京师大停止上课6年多后,教师重登讲台。这也意味着我校即将恢复招生。承担着教学任务的教师,虽然自己遭受着许多不公正待遇,但出于强烈的责任心,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认真制定教学计划,努力教好每一节课。
  中学师资短训班在1972年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校内150人的全脱产半年的师训班。另一种是在北京各区县开办,所开课程为初等代数,初等函数,几何证题法,优选法,教材分析等。时间一般为两周。1974年暑假时,短训班已多样化,测量班办的最多,其他为高中数学班,初中数学班,解析几何班,识图班,代数与几何班,函数班,优选法班,线性规划班,数理统计班,小型水利工程中的数学应用班,自然辩证法班,数的发展班等。短训班一直延续到1978年春结束。这种短训班在培训北京市数学教师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造就了高校大学生的几个特殊的教育现象,他们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
  1970年夏,高等学校开始招收2~3年制本科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工农兵学员(1980年4月12日,教育部长蒋南翔在首都高校应届毕业生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期间吸收的大学生是四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我们主张以后不要再用工农兵学员这个称呼。”这个称呼实际上含有贬义,但我们这里还是用了这种称呼),结束了高校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停止招生达4年之久的情况。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特殊教育现象。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的招生办法不是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而是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学生的入学条件是政治思想好,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文化条件,不是要求高中毕业,而是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而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贫下中农,还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课程设置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业务课,以备战为内容的军事训练课。在经过1970~1971年两年试招之后,全国多数高校较大规模的招生从1972年开始。
  我校招收工农兵学员起步较晚。从1973年起,数学系开始招收了123名3年制本科生, 1974~1976年各年分别招生123名,125名,90名。1976级中有8名藏族学员,来系前已在中央民族学院学习两年。工农兵学员在入学时的知识,工作经历和年龄结构如下。
  461名学员的文化程度分布为:“老三届”,即1966~1968届中学毕业的学生,占46%,其中高中生占10%,初中生占36%,1973级招收老三届的数量占了一半;“小五届”,即1970~1974届中学毕业的学生,占51%;中师生占3%;高中生116名,占25.2%;初中生345名,占74.8%。就实际文化程度,老三届中的初二和初一学生,以及小五届中的初中学生共217名,占47.1%,基本上未达到初中文化程度。
  从入学前的工作经历看,回乡知青最多,占26.0%;插队知青占18.2%;兵团知青占16.7%;民办教师占15.0%。1976级有教师经历的占42.2%。
  从年龄结构看,生源主要集中在1950~1955年出生的人,占82%,而老三届中高中生所占比例很低,占14%。这是由于招生简章规定,学员入学年龄不超过25周岁,未婚,但是由于多数老三届高中生已结婚或年龄已超过25周岁而不能入学。
  在4个年级的学员中,女生所占比例(51.6%)略高于男生(48.4%)。入学时中共党员的比例为24%,是数学系历届新生中所占比例的最高记录。
  当时工农兵学员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学员入学时虽然号称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但实际上只有小学水平,这无疑给教学造成严重的障碍。必须用将近一年的时间给他们补中学的课,然后讲一些高等数学,涉及的内容是相当于工科的微积分,简单的线性代数(方程组的求解和矩阵),概率统计,优选法,马克思数学手稿等。但“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大搞各种政治运动。从l973年到1976年,先后进行了“反回潮”,“反右倾”,“反复辟”,“学朝农”,“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提倡和鼓吹所谓的“开门办学”,让学生和教师到工厂,农村和部队去,把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在首位,以朝农为榜样,把学校变成无产阶级的政治大学,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坚持走“五七指示”的道路,结合工作任务组织教学,一再提倡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我系还组织了1974级15名学员和5名教师组成的“教育革命实践小分队”,到农村和工厂进行长期的开门办学。如此频繁的“开门办学”和政治运动,占去了大部分教学时间,实际上是在“上好阶级斗争主课”的口号下,开门多,办学少,带来了严重后果。教学和业务学习环境很差,造成教师业务上的荒疏,学生很难安心学习,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尽管如此,多数工农兵学员非常珍惜在大学学习的宝贵机会,勤奋学习,在原有的基础上提高了理论水平和能力,取得了一定的学习成绩,有的学员学得更好一些,为后来的发展和深造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当然,开门办学中,师生们还是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加强了对数学应用于实际的理解,与工人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由于师生之间同吃同住同工作同学习,其师生关系是各个历史时期最好的。有些教师协助农村和厂家开展了不少科研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这里特别需要指出,自1974年以来,杨福田老师与北京第二机床厂和北京量具刃具厂合作,积极开展机械工程应用数学的科研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杨老师自1962年以来由数学教学改为力学教学以来,热爱这种专业,特别是开门办学以来,一直搞机械工程应用数学,努力用数学力学知识为生产实践服务,在工作中克服了许多困难,积极创造条件,为生产实际解决了大小40多个问题,发表了10多篇论文,出版了著作《高等数学在机械制造中的某些应用》。这些结果多数已应用于生产,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得到了生产单位领导和技术人员的好评,与生产单位建立了固定联系,在1978年后,培养了8名硕士研究生,真正发挥了数学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
  “文革”期间,我系派王世强,乔洪文,刘秀芳,张益敏,杨存斌等教师参加北京市技术交流站工作,办了大量讲习班,推广优选法和正交试验设计方法,为工厂节约了大量资金。
  “文革”初期,许多师生虽然不理解,但也积极地参加了运动。在运动中,他们耳闻目睹了对老干部和教师的残酷斗争,特别是“四人帮”打倒一切,全面内乱和搞乱全国的阴谋逐渐暴露后,他们从困惑,怀疑和观望的态度转变为抵制,反对的行动。当一些干部和教师受到打击时,不少党员,教师和学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出于公心,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保护了这些干部和教师。特别是1976年4月,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我系的许多党员,教师和学生表现了可贵的革命精神,他们利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和对“四人帮”一伙卑劣行径的愤恨。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数学系又开始走向一条恢复和发展的大道。
  我系刘庆生老师于1969年11月去几内亚讲学,后又去刚果和马里,共6次;王存喜老师于1979年后到刚果,马里,塞内加尔,扎伊尔讲学4次;每次时间为1~4年,他们为扩大我校的国际影响,树立在校外良好的声誉和形象,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1973年,我系在仪器设备缺乏的条件下,土法上马,成功地制造了3台102台式计算机。后来仿制一种当时功能较好的长城203台式电子计算机,购买了图纸,但不清楚原理,王世强曾用猜谜方式,花费几个月的时间,破译全部微程序的两千多条微指令,搞清了微程序的内部结构,从而也获得了改造它的自由,解决了生产部门的若干实际问题。如王伯英,谢文杰,黄锡瑶,王世强老师和北京分析仪器厂合作,研制成功类似于长城203的台式计算机,处理大气污染监测车数据处理的科研工作;王伯英老师和北京市五金机电厂、北京市第二轻工业研究所合作,试制成功一种BCX-203小型数控线切割编程机。这两项成果均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78年5月,引进我校首台国产16位小型数字集成电路计算机DJS-130,并在我系投入使用,后来逐渐转化成为数学系的教学计算机机房。
  1973年9月,台湾籍留美学生吴英辅,随旅美台湾同胞乒乓球队回国后,留在我系工作。吴英辅是第5~9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北京市台湾联合会副会长。1974年,台湾籍留美学生王阿雄回国,曾任第5~6 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工作几年后出国。
八、拨乱反正(1976-10~1981-11)
    1976年10月中央一举解决“四人帮”的胜利,使中国获得了新生,科学的春天也来到了。在不断揭批“四人帮”的同时,1978年4月,我系恢复了系主任负责制。系主任是张禾瑞教授。全系师生员工团结一致,齐心努力,使教学和科研迅速走向正轨。
  为了让教师尽快了解国内外动态,系里请中科院数学所的关肇直和秦元勋等先生来我系做有关国内外数学的发展和教学改革的报告。这些报告对我系后来的教学和科研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汪培庄后来从事模糊数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这些报告的影响。
    由于十年动乱,许多教师的业务搁浅了,为了恢复和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系里请王世强,孙永生,刘绍学和吴英辅等同志在系里先后讲了非标准分析,近世代数,点集拓扑,布尔代数和微积分的实数理论等内容。
  与此同时,各个教研室也迅速恢复并行动起来,许多教研室举办了讨论班。教学和科研井然有序,广大师生干劲十足。
  1976年底,我系和顺义县教师进修学校举办函授班。最初以培训高中师资为主。学习初等函数和解析几何,其内容略高于高中教材,并增讲教材与教法,教学讲义后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暑假后,函授班发展为系统文化进修。增开微积分和高等代数课程。学制延长至3年半,达到大学数学专科水平。毕业时,由我校颁发毕业证书。全县设4个面授点,授课教师为曹才翰(后为刘庆生)和余炯沛。函授班学习第1学年采用每3周面授课程1天,第2学年改为每两周面授课程1天,每次作业由两位辅导教师(张志鹏和李仲来)全部批改。每年的麦收和大秋均举办1周左右的学习班,以系统授课和单科总复习为主。在学习过程中,有部分学员考入大学,中等师范和调动工作。1981年3月毕业,毕业生105人。
  根据中共中央对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的请示报告》的批示,1977年11月16日,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
  1978年,北京师范大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1966~1976年高考中断11年后,1977年12月全国恢复高考。1978年同一年招收两届学生。这有点类似于民国初年的多数学校每年招收两次新生,先招生的为甲班,后招生的为乙班。由于1977年高校无新生入学,为了方便起见,同时也为了排列学生年级时不出现断档现象,我们把3月入学的新生称为1977级,10月入学的新生称为1978级。1977年是各省、市和自治区单独命题。1978年3月,招收107名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生源主要来自北京市,及为西藏(20名)、宁夏(5名)、内蒙古自治区(2名),云南省(4名)代培的学生。北京大学数学系在1978年3月未招生,数学专业招生数量相对少,我系招收的学生质量较好。1978年是全国统一命题。我校在全国招生,因此,10月入学学生的情况更具代表性。这批新生的基础扎实,能力强,素质好,学习勤奋刻苦,很受教师们的喜爱。
  1977~1978级219名学员在入学时的文化程度,工作经历和年龄结构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将不再出现。对学员的文化程度统计结果为:小五届高中生87名,占39.7%;高中应届生51名,占23.3%;老三届54名,占24.7%;中等师范生15名,占6.8%;初中生12名,占5.5%。从入学前的工作经历看,有教师经历的占41.1%,插队知青占29.7%,兵团知青和工人各占4.1%。由此可见,就当时的情况来讲,高考对有教师经历的人有利。另一方面是这两届学生的年龄差异很大。最大同学的年龄与最小同学的年龄相差17岁,这也是1949年后数学系历届新生中年龄差异的最高记录。
  1977~1978级学员女生所占比例(32%)远低于男生(68%)。已婚人数占16%。
  1977级本科生程汉生同学,利用业余时间自修了本科的数学课程,在王世强老师的指导下,学习了数理逻辑,入学几个月后,考上了我系的硕士研究生。1978级本科生陈志云和朱大钧同学,入学后补试了1977级的专业课考试,跳级到1977级学习。
  1979年,国家教育部规定,高考入学年龄不超过25周岁。从录取名单看,超过20岁的只有4名,表明我国高考招生生源特殊的年代已经过去。
  1977年底恢复高考后,北京有大量知识青年返城后参加高考,但北京现有高校招生名额有限,为了满足他们继续深造的愿望, 1978年夏季,北京市教委号召各高校凡有条件者均可开办分校。我校举办了北京师大一分校(文科)和二分校(理科),后来于80年代初合并为北京师大分校。理科设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等系。初建时数学系(当时称数学组)仅有一位教师来自高校,其余均由中学抽调或是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师资力量极其薄弱。我系先后派出罗承忠和刘云英老师担任数学系主任,有几十位教师先后在分校数学系授课,他们在分校数学系的建系及教学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不仅给了学生丰富的知识,培养了初步的教学能力,同时帮助分校数学系树立了良好的教学风气。分校数学系几乎每年都要从我系选拔优秀学生补充教师队伍,逐步形成了适合分校数学系特点的师资队伍。最初所开课程均参照我系教学计划,经过一段实践后,逐步明确分校数学系的培养目标是中学和中专的师资。从1984年起改称应用数学系,制定了自己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有利于培养学生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及灵活应变的实践能力。另外,还增加了计算机专业的课程。从1985年起筹建计算机房。当时绝大部分学生上机还需我系机房的支援。机房逐步扩建到90年代初,与物理系机房合并为分校的计算中心。分校于1985年3月19日改称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属北京联合大学主管,但我系仍然坚持以往的支援,帮助他们在各个方面健全起来,直到90年代初,才逐步卸下了支援的任务。
  1978年3月,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共招收硕士研究生11名,其中概率方向3名:陈木法,郑小谷和唐守正;分析方向两名:王昆扬和罗俊波,代数与数理逻辑方向6名:罗里波,沈复兴,张英伯,王成德,孙晓兰和程汉生。陈木法和罗里波提前一年毕业。
  教师职称于1978年3月恢复。
  从1978年起,数学系采取多种形式请国外专家来我系讲学等方式加强学术交流。美国福德姆大学数学系主任陈玉清副教授于1978年10月9日来我系讲学半年。讲课内容为集合论提要,代数及几何的一些基本概念,拓扑学初步等内容。听课人数最初80人,后稳定在60人左右。这是国外学者到我系讲学的开始。接着,美国麻省州立大学数学系程毓淮教授于1979年4月30日至6月11日到我系讲学。在80年代国外专家到我系讲学的人逐渐增多。
  我系于1978年11月招收59人的大专毕业生教师进修班(全校计划招生244人,实际招生97人),或称“回炉班”,学习时间两年,学员中有老五届41人,其余为工农兵学员。“老五届”,即1966~1970届大学本科毕业的学生。他们中的多数人,尤其是1969~1970届的毕业生,没有系统地学习数学本科课程,所修课程为高校本科生必修课。考虑到这些学员多数将在高校工作,课程内容深度略高于本科课程。学习时间两年。该班结业46人。先后有10人考上研究生。这种类型的进修班后来再未招生。
  我系积极做好各地进修教师的培训工作。1978~2001年, 每年平均招收全脱产进修教师30人,不含访问学者和函授助教班。进修时间为半年,一年,一年半,两年。在1978~1984年,每年平均招收全脱产进修教师64人,有一半是专门为进修教师开课,如“回炉班”,几何进修班,概率论进修班,微分几何进修班,环与代数进修班,中学数学教法进修班等。与兄弟院校合作举办了13期全国概率统计研讨班。为提高教师的知识水平,缓解兄弟院校教师队伍结构断层的矛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少人由此走上成材之路。如安徽师大校长丁万鼎教授等。
  我校恢复教师职称后的第一次提职是在1979年7月19日,我系有16人被晋升为教授和副教授。晋升为教授的是赵慈庚,董延闿,王世强,孙永生,严士健和刘绍学,副教授是赵桢,郝鈵新,吴品三,钟善基,梁绍鸿,陈绍菱,王隽骧,蒋铎,刘贵贤和薛宗慈。以后在1981年,1983年,1986年,1988年,1989年提职5次,1989年未提副教授。1990年以后提职规范化,每年一次,至2001年,我系共提升教授60人,副教授122人。
  我校于1979年5月成立学术委员会。在90名成员中有我系6名教师:张禾瑞,蒋硕民,王世强,严士健,丁尔陞和王伯英。
  1979年8月11~18日,日本《三大学数学教育学研究会》会长横地清教授访问我校。通过学术演讲和座谈,发现日本数学教育与我国有相近处,且某些数学教育的改革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1980年9月,山梨大学教授横地清,大阪教育大学数学教育教授冈森博和,崎玉大学数学教育助教授町田彰一朗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后商定,每年交叉交流一次。学术交流中方联系人是钟善基先生,日方是横地清先生。1981年3月,日方邀请钟善基和东北师大的马忠林两位先生访问日本,并在该3所大学参加数学教育研讨会。同年5月,横地清教授率领大学,中学和小学数学教育工作者和幼儿教育工作者(横地清也是日本《幼稚教育协议会》会长)约30余人访问北京师大和东北师大。北京师大参加学术交流者又增加了教育系小学学科教研室和幼儿教育教研室的同仁们。以后,中日数学教育会议每年1次在中国和日本交替举办。1985年,横地清和钟善基以联合主席(Cochairman)名义邀请美国,德国,法国的同行举行两年1次的《五国数学教育会议》。1986年10月开始举办。1990年和1998年由北京师大承办过两次。
  1980年3月25日,我系举行了我校“文革”后首次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答辩人是陈木法,他是我系1969届本科生。在工作岗位上,他始终没有间断专业学习和研究,并且得到了严士健先生和有关专家的热情指导,曾独立或与人合作发表过研究论文。1978年,陈木法考取了我系概率论专业的研究生。入学后的第1年就学完了本专业规定的主要课程,并完成了《有势马尔可夫过程》的毕业论文。答辩委员会(王元,王梓坤,张禾瑞,江泽培,钱敏,侯振挺,严士健和杨向群)一致通过了陈木法的论文,成绩评为优秀。
  在1980年11月,选举第7届海淀区人大代表时,出现了学生竞选活动。我系1979级硕士生李世取于12月被选举为海淀区人大代表。
  70年代末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实施,我系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做访问学者,进修和考察的老师逐渐增多,对外交流已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攻读博士学位的是吴英辅(美国亚里萨拉大学,1979-09~1981-08),进修的有周美珂(罗马尼亚,1979-06~1981-02),王伯英(美国,1979-09~1981-09),陆善镇(美国,1980-07~1982-06),朱汝金(美国,1980-08~1982-08),陈公宁(美国,1980-09~1982-09),李占柄(美国,1980-10~1982-01),张阳春(美国,1980-10~1982-09),刘绍学到美国考察(1980-10~1981-04)等。
九、走向辉煌(1981-11~1988-08)
  1981年申报博士生导师时,数学系反复研究申报人选,于同年11月,王世强,孙永生,严士健,刘绍学教授被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占全国首批数学博导的5.6%,占我校首批博导的22.2%,一般说来,数学系在学校的多种指标中一般占10%或更低,此次批准我系的博导数量,提高了我系在学校中的地位,且此举对数学系在全国数学界的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开创了近20年来的良好局面。陆善镇教授(1984-01,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博导,提名人是严士健和北京大学程民德教授)和汪培庄教授(1986-07)为第2批和第3批博导。
  1981年6月,严士健教授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连任3届。每届5年。陈木法教授为第4~5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我系于1981年7月成立4个研究室:代数与数理逻辑研究室(主任:刘绍学),概率与数理统计研究室(主任:严士健),应用数学研究室(主任:汪培庄),中学数学研究室(主任:钟善基)。
  我系本科生杨靖在北京市1981年棋类比赛中,获围棋成年组个人第1名。由杨靖和兄弟院校的3人组成的高校围棋队,获北京市男子团体冠军。
  1982年2月,我系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共6名,其中概率方向3名:陈木法,唐守正和郑小谷;分析方向1名:王昆扬;代数与数理逻辑方向2名:沈复兴和罗运纶。陈木法1983年底提前毕业。
  1982年2月,我系开始招收数学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是为全国之先,至今已培养了50多名硕士生。同时,也开始招收自然科学史(数学)硕士研究生。
  80年代初,系内各种事务性工作越来越多,很多工作都压在系领导身上。为数学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张禾瑞教授主动提出,不再担任系主任。打破干部终身制的观念已逐步成为大家的共识。我校民主选举系主任,数学系是第1个民主选举系主任的系。1982年11月,我系试行民主选举系主任和副系主任。经选举,严士健教授担任系主任。
  1982年后,我系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的青年教师日渐增多,90年代后越来越少。1982~2001年,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后,在国外服务的共有36人,这是我系应发挥其重要作用的校友资源。
  陆善镇于1980~1982年赴美国St. Louis华盛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与国际著名的调和分析专家G.Weiss 教授和M.H.Taiblson教授合作证实了美国著名数学家R.Fefferman的猜想的高维情形。此结果迄今为止仍是多元Fourier级数几乎处处收敛性方面的最佳成果。它已为E.M.Stein, Y.Meyer, F.Soria等许多国际著名数学家所引用。由于这一出色工作, 在进修期间被St.Louis华盛顿大学聘为数学系教授。回国后,1983年5月在北京师大由讲师越级晋升为教授,成为当时我校最年轻的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与数学教育研究所(简称数学所)成立于1983年10月4日,与数学系紧密结合,实行系所合一的体制。经过几年实践,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度。1987年后变成实体。数学所分管研究生教育,博士后,外事和科研工作。严士健教授是第一任所长。从1994年3月开始,举办隔周一次的学术报告, 邀请国内外的有关专家做专题或综合的学术报告。这项措施活跃了我系的学术研究空气,对开展科研和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1983年11月5日,陈木法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成为我校第1个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是《马尔可夫过程论中的存在惟一性质和可逆性研究》,他讨论了抽象空间马尔可夫过程的惟一性问题,运用势论的思想得到了随机场的可配称和可逆的判别条件。所得的马尔可夫过程的存在惟一性结果将侯振挺的惟一性准则推广到抽象空间,发展了胡迪鹤1966年得到的结果。从1978年到1986年,陈木法出版了两本专著(其中1本与别人合写),写作并发表了30篇论文,有的论文被选入国外有权威的数学专著中。基于陈木法几年来的突出成绩,1986年,他被破格由讲师直接提升为教授,成为当时我校最年轻的教授(与陈木法同时破格晋升为教授的还有我系的罗里波,我校共有6人破格晋升为教授)。1988年,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首次颁发全国高等学校青年教师基金和奖金。陈木法教授同时获得两项青年教师基金和奖金,是全国80个获奖者中同时获得基金和奖金的4人之一。1996年与马志明等获“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1999年,陈木法和王凤雨教授的《跳过程,粒子系统与特征值估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3等奖,这是我系以第1单位获得的最高奖。2003年, 他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刘秀芳于1983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这是我系女教师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荣誉称号。
  1984年5月29日,王梓坤教授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任期到1989年4月28日)并到数学系工作,这大大加强了我系概率论学科的力量。王先生来校后,虽然校务工作极其繁忙,仍坚持做科研工作,主持讨论班和带研究生。
  1984年12月9日,王梓坤校长任校长期间,倡议在全国开展尊师重教,设立教师节,促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5年1月21日的第九次会议上做出决定,将每年的9月10号定为教师节。
  王梓坤教授于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到2001年,我校共有15位教授获此荣誉称号,数学系有7位。
  1984年后,进修方式逐渐呈多样化。进修本科生内容的教师已大量减少,进修研究生课程和申请学位已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1984年起共招收全脱产助教进修班和硕士学位班各3个,函授助教班、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见研究生教育),骨干教师进修班等多种形式的进修班41个,2 100余名兄弟院校和中学教师通过在我系的进修,业务水平在大学本科的基础上又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一些教师后来成为学科带头人或领导干部。
  菲尔茨奖获得者邱成桐教授于1985年6月来我校做了微分几何进展的学术报告。
  当代著名数学家之一,美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数学所所长陈省身教授应王梓坤校长之邀,于1985年7月4日来我校作了微分几何50年(1935~1985)的学术报告。会后在王校长的陪同下,又与我系几名教授进行了座谈。
  1985年暑假,恢复函授招生。我系在北京、青岛、烟台、淄博、惠民和太原6个函授点招收3年制专科起点的本科学生710人;毕业618人,授予学士学位216人;在北京招收夜大本科学生111人,毕业104人,授予学士学位49人。从1987年后招生未间断。
  1981~1985年的第6个5年计划期间,全国共授予54名数学学科的博士学位。前3名是:复旦大学12名,中国科技大学9名,北京师范大学6名。
  1981~1985年,北京师范大学授博士学位的前3个系是:数学系6名,中文系2名,心理系、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和化学系各1名;授硕士学位的前3个系是:中文系74名,数学系65名,化学系46名。
  国家教委在1986年下发《高等学校接受国内访问学者试行办法》,这是立足国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一条新途径。4位高校教师:查健禄,李安华,张之凰和刘增会来我系做访问学者,在校期间,取得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和实用价值的科研成果。此后每年招收5~10位访问学者。通过这条途径,我系为兄弟院校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和学科带头人。
  蒋硕民于1935年秋在南开大学任教授,时年22岁。1954年到我系任教。赵慈庚于1935年秋在我系毕业后任教。到1985年9月,两位先生从教50年,数学系为他们举办了纪念会,与会者近百人,其中有中科院院士彭桓武,黄祖洽,江泽涵,姜伯驹,程民德和段学复,以及著名学者钟敬文,陆宗达,张素诚,邱佩璋,孙树本,吴新谋和梅向明等。与会者一致赞颂两位先生的学识,才能与人品,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之情。
  1986年以前,我系本科生专业仅有一个基础数学专业。1986年后,增建概率统计学专业和计算机科学专业。新专业的建立拓宽了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增强了本科毕业生对社会需求的适应能力,也提高了我系本科生生源的素质。
  应王梓坤校长之邀,世界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和鲁桂珍博士于1986年12月来我校访问,我系白尚恕教授等人参加了会谈并进行了交流。
  在教书育人方面, 涌现出不少像谢宇老师一样的好园丁。谢宇1959年毕业于我系,在研究班学习两年后在力学教研室任教。“文革”后,在一些人对党,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的时候,她主动要求做班主任工作。她从学习、生活和思想上关心学生,大胆地按成才规律塑造学生。她以讨论班、活动小组、文艺社团等多种形式培养和锻炼学生,使我系学生活动丰富多彩,培养出许多优秀毕业生。由于谢宇在教书育人方面成绩突出,1986年,她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987年1月9日,我系召开欢送赵慈庚,张禾瑞,蒋硕民和童直人4位先生离退休大会。从1988年后,我校离退休制度逐渐转为正常化,并规定:教授从70岁开始退休,以后逐年递减1岁,直到1997年,减到61岁时停止。后又规定,院士和资深教授终身在职,前3批博导70岁退休,4~5批博导65岁退休。
  1987年5月,我系主办秦九韶《数书九章》成书740周年纪念及学术研讨国际会议,与会的国内外学者57人,提交学术论文57篇。这一会议在我校开创了召开国际会议的先河。
  我校于1987年11月20日聘请苏步青为名誉教授。苏老是中科院院士,曾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复旦大学校长和名誉校长,是我国数学与数学教育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从事教育工作60年,学术造诣很深,在微分几何方面做出过重要贡献,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苏老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而且十分重视并热情关心普通教育,为提高中学教师的水平花费了大量心血。1988年2月,我校为苏老颁发了名誉教授证书。会后,苏老为我校500名师生做《数学教育与应用数学问题》的报告。
  1987年,受国家教委和科委的委托,我系和北京师大实验中学联合招收高中理科(数学)实验班22人,对数学优异生进行培养,为国家代表队输送力量。1988年3月7日,高中理科试验班开学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1988年经数学联赛,10人进入当年数学冬令营,9人入选由20人组成的国家队,其中4人成为由6人组成的国家代表队选手,参加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30届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3枚金牌,1枚银牌。此次比赛中,中国队共获得4金和2银,首次取得团体总分第一名。(数学)实验班22人全部考入全国重点大学。主教练之一的我系孙瑞清副教授为我国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团体冠军做出了突出贡献。
  全国高等师范教育研究会于1987年11月16日在我校举行成立大会,王梓坤教授任研究会理事长。
  1987年,中国数学会产生了第5届理事会,随后产生了领导机构。王元任理事长,丁石孙,严士健,伍卓群,石钟慈为副理事长。这是我系教授第一次担任中国数学会的最高职务。严士健教授在1987年任中国数学会概率统计学会理事长。1991年,中国数学会产生了第6届理事会。杨乐任理事长,石钟慈,严士健,张恭庆,胡和生,潘承洞为副理事长。严先生连任两届副理事长,并兼任3届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在任副理事长期间,曾推荐马志明教授到1994年举行的第22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严先生在1991年任国家教委普通高校理科数学及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担任《数学百科全书》翻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纯粹与应用数学专著》丛书的编委,《数学年刊》等杂志编委。
  1988年5月,王梓坤校长赴澳大利亚麦克里(Macquarie)大学讲学时,被授予名誉科学博士学位。
十、百年辉煌(1988-08~2004-02)
  高校的重点学科点承担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逐步做到能够自主和持续地培养与国际水平大体相当的博士和硕士;能够接受国内外学术骨干人员的进修深造,进行高水平的科学研究;能够解决现代化建设中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和理论与实际问题;能为国家重大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促进学科发展做出重大贡献。1988年7月22日,我系基础数学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两个学科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占我校重点学科的2/7,这大大地提高和加强了我系在学校中的地位,是北京师大数学系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模糊信息处理与模糊推理机国家专业实验室建立于1989年,是在国家计委“重点学科发展项目”计划中,利用世界银行贷款(50万美元)和配套资金(600万元人民币)筹建的。它是我系模糊数学方向开创性研究工作的成果。突出特点之一是将理论研究用于模糊推理机与模糊控制器的设计之中,1988年研制成功我国首台模糊推理机并成功地进行倒立摆仿真试验,并将其应用于地膜生产线。1988年汪培庄教授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模糊信息处理,思维决策与机器智能》(135万元人民币),已于1992年通过验收。最近又研制成功总线级多功能模糊控制推理卡,电气化铁路输电路几何参数模糊识别系统,并开发出模糊空调器样机等。
  台湾出版家孙文先先生捐资在我系设立九章数学奖学金,每年捐资4千元人民币(后增加到7、8、9千元),用于鼓励数学学业优异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获1988~1989年度奖学金的有13名本科生和10名研究生。
  我系力学教研室的谢宇,杨福田和孙魁明等老师自1988年以来一直坚持参加研制开发力学教学辅助软件,并成功地应用于教学实践。《理论力学软件》己于1989年5月通过鉴定,并获得了由国家教委高教司1994年2月颁发的全国第1届计算机辅助教学优秀软件1等奖。
  数学所于1990年建立起我校第1个博士后流动站,每年可以接受1~3名博士进站工作。已出站23人(留系8人),在站2人。惠昌常是于1991年6月29日进入数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一个博士后,曾获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和国家教育部优秀年轻教师基金,目前是我系的“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和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培养计划。建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人才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加快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加强学术交流,增强科研和教师队伍的活力,避免在学术上出现的近亲繁殖现象,具有积极的意义。
  教材建设是我系教学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我系教师在教材编写上花费了不少心血。如邝荣雨等老师花了数年时间,编写《数学分析》教材。80年代初,我校出版社王文湧涌老师约请严士健先生,组织编委会,严士健任编委会主任,研究编写出版一套数学系本科生教材和外系高等数学教材。在出版社的支持下,这一计划完全实现,出版了20多部教材,基本上满足了当时教学的需要。
  在80年代,数学系在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逐渐频繁起来。到国外攻读博士学位,访问知名学者,进修,留学的老师有数十位,有些已学成回国,有的仍在继续学习。我系先后聘请了一些国际著名数学家来校讲学, 作学术报告。我系聘请世界知名数学家,美国加州大学聖巴巴拉分校樊畿为名誉教授(1989-05);此外,还聘请了一些名家作为我系客座教授。如: 我系聘请华盛顿大学教授G. Weiss (1985-04),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T. Jech (1985-06),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D.W.Stroock(1985-06),比利时科学院院士,安特卫普大学研究所教授F. van Oystaeyen (1985-10),日本山梨大学教授横地清(1986-05), 美国Brandeis大学M.Auslander教授(1986-05),意大利罗马第Ⅱ大学教授L.Accardi (1987-02),德国Beilefold大学教授C.M.Ringel (1987-05),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G.H.Müller (1987-10),加拿大卡林顿大学V. Dlab 教授(1988-01),德国Scigen大学数学系首席教授W. Schempp (1988-09),前苏联科学院乌克兰分院数学研究所通讯院士Korneichuk教授(1989-09),莫斯科大学力学数学系Tikhomirov教授(1989-09),德国爱尔兰根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E. Novak (1990-09),H.Berens (1990-09),西德费莱堡大学教授H-D.Ebbinghaus (1990-09),日本东北数学研究所教授S.Igari (1991-09), 西德Freiburg大学J.Flum教授(1992-06)等被聘为我系客座教授。聘为我系兼职教授的有首都师范大学张饴慈(1986-01),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张钹(1986-08), 西北大学李继闵(1988-03), 安徽大学郑学安(1993-02), 国防科技大学院士郭桂蓉(1998-06),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蔡上鹤(1999-07)等。聘为我系兼职副教授的有美国Princeton大学胡静婉(1983-06), 美国宾州东斯特拉堡州立大学史念东(1999-07)等。我系还先后派遣大批老师分别到国内外参加各种有关国际学术会议,一些老师应邀到国外讲学,做学术报告和交流研究成果。
  1987~2001年,有35人次,涉及1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到我系进修或学习,其中非洲19人次,亚洲11人次,欧洲4人次,美洲1人;攻读硕士学位1人,攻读学士学位16人,高级访问学者1人,高级进修教师4人,普通进修教师13人。
  我校在1991年5月3~4日举行首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奖赛。保继光获理科1等奖。
  1991年6月,我系主办《九章算术》暨刘徽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与会的国内外学者50人,提交学术论文49篇,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这次会议的召开,对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推动中国数学史的研究工作,促进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校具体承办的“国际数学教育北京会议”于1991年8月5~8日在北京科学会堂召开。来自世界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多位数学教育家和国内18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该会是继1983年“东京会议”之后,在亚洲地区召开的一次国际数学教育界的盛会。会议对数学教育中的评价与评定,计算机在数学教学中的运用,各国数学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概况,大学,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数学教育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王梓坤教授于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院士)。
  1991年12月21日,数学系为原系主任张禾瑞教授举行80华诞暨执教50周年庆祝活动。
  江泽民总书记在1992年9月9日来我校视察工作时,到数学楼模糊信息处理与模糊推理机国家专业实验室,观看了模糊控制技术的演示。当了解到模糊控制技术在生产领域中具有广泛应用前景时,满意地点点头,希望国内有关部门更多采用这一科研成果。
  1992年10月,我校首届励耘奖学金颁发。刘永平,崔恒建,李仲来分获1~3等奖;周先银获优秀学术著作2等奖;白明获优秀研究生1等奖,栗演兵和李洪兴获3等奖;欧勇强和喻梅获优秀学生2等奖。以后每两年评选一次。
  1992年11月27~29日,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组织首届中国大学生数学建模联赛,我校分别由数学系和物理系同时组队参加北京赛区的比赛,同学们经过三天三夜的连续比赛,一举夺得1项特等奖(北京赛区共有两项特等奖),1项2等奖和4项3等奖。竞赛题目分A题和B题,题目一般来源于工程技术和管理科学等方面经过适当简化加工的实际问题。每队3人,每个参赛队根据题目要求合作完成一篇包括模型的假设,模型的组建,模型的分析,检验,和模型的改进等方面的论文。竞赛的评奖以假设的合理性,建模的创造性,结果的正确性和文字表述的清晰程度为主要标准。
  《数学教育学报》于1992年创刊,王梓坤教授任主编,曹才翰教授任常务副主编,编辑部设在天津师范大学。
  世界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在1993年6月7日再次来我校作了“李氏球几何”的学术报告。该报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目前正在开展研究及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多个课题。
  “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首次颁奖大会于1993年12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我系严士健和王梓坤教授分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高等师范院校教师奖1等奖和2等奖;王家銮,曹才翰和刘永平获3等奖。该奖主要注重奖励长期在国内师范院校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我系在全校获奖中名列第一,反映了数学系在教学和教书育人等方面所做出的突出成绩。严士健教授捐出奖金5万元港币,用利息在数学系设立“自强奖学金”。
  我系陆善镇教授在1995年4月23日被国务院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任期到1999年7月7日。在接连3任校长中有我系两位教授,应该说是数学系对我校做出的一大贡献。
  1981~1995年,全国数学系授博士学位的前3个系是:北京大学100名,北京师范大学67名,复旦大学66名;授硕士学位的前3个系是:北京大学565名,北京师范大学356名,南开大学350名。
  1981~1995年,北京师范大学授博士学位的前3个系是:数学系67名,中文系42名,教育系29名;授硕士学位的前3个系是:中文系447名,数学系356名,化学系293名。
  唐守正研究员(严士健教授培养的博士生)于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命科学部院士。
  1996年1月26日,我校顺利通过“211工程”部门预审,首批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系列。
  1996 年9月数学系被国家教委批准为第4批《国家理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基地的建设将对我系加强专业建设,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提高基地学生的综合素质,从1996年起,我系开始设立基地班,并为基地班配备了辅导员,负责基地班的课程设置,并请数学系有丰富教学和科研经验的教授指导基地班学生的学习。为了培养基地班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系配备了专门的教师,指导他们熟练地掌握计算机这一现代化工具,提高他们利用计算机进行科学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生的综合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我系理科基地的学生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中连年获奖。已有3个队获全国1等奖,两个2等奖,获多项北京市1等奖和2等奖;并在考研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我校校务会议确定北京师大的校训是“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时间是1996年11月4日。
  1998年4月26~29日,数学教育国际会议在我校召开。与会代表90人。会议就数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数学史与数学文化史和数学教育手段,特别是计算机辅助教学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陆善镇教授于1998年任第4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 2003年任第5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我校于1998年5月14日成立脑与科学认知中心,刘伯里院士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刘来福(数学系)和裴留庆教授任副主任。
  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我系在1998年6月获数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1998年,数学系设置“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岗位。戎小春教授于2000年2月被聘为我系基础数学学科长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以后的特聘教授还有王凤雨和惠昌常教授。
  数学系于1998年10月17日上午隆重纪念傅种孙教授百年诞辰。与会代表60人。座谈会代表深切地缅怀傅老对我校,特别是对数学系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研究和探讨了傅先生的教育思想,弘扬了傅先生终生从事数学教育研究与数学教育改革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和献身精神。
  肖杰教授的《代数表示论与量子群的研究》获得1998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30万元。
  用以表彰在数学研究方向做出突出成绩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专项奖“周先银青年数学奖”于1998年在数学系设立。每年一届奖励数学系45 岁以下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各1名。
  为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教育部挑选了万名中小学骨干教师接受国家级培训。我系于1999年4月起,接连举办了3期共112人的骨干教师培训班,第1期于2000年9月结业,第2期从2000年10月开始,于2001年7月结业。
  1999年5月8日,在英东学术会堂,我系为王世强,孙永生,严士健,王梓坤,刘绍学教授执教50年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五位教授是我国数学界的杰出学者和学术带头人,他们为我系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大贡献。王梓坤教授是1984年来到我校任校长。非常有趣的是,5位先生均在1981年被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均入选《中国现代数学家传》(江苏教育出版社,第二、三、五卷,1995,1998,2002),他们为我国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5位先生中,在王梓坤教授来我校之前,其余4位在数学系被戏称为“四大金刚”,这4位教授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且终身在数学系任教,这也是数学系的特殊现象。5位先生中后4位生在1929年,这是中国现代数学家在一所高校数学系独特的现象。
  院系调整以前,除了数学教学研究论文外,我系有少量的学术研究论文。50年代之后,他们为我系的科研工作开创了新的局面,逐渐形成了几个相对稳定的科研方向。
  1999年暑假前,计算机专业转到信息学院后,成立计算机系,我系6位教师也先后转到该院。沈复兴教授任信息学院常务副院长,2002年3月任院长。
  1999年10月10~14日,第7届全国代数学会议在我系召开,这是我国代数界在世纪之交举行的一次盛会。出席大会的代表有300余人。大会邀请了Yingdong Chong,T. Y. Lam,G.Lehrer,Jianshu Li,C.M.Ringle,Efim Zelmanov(菲尔茨奖获得者)6位世界一流数学家做报告。19位国内优秀的青年数学家,19位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过重要贡献的海外及华裔数学家也做了报告。此次大会,加强了我国代数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将有力地推动我国代数学的发展。
  2000年3月,我校按照每个教师承担的教学、科研、管理等各方面承担的实际情况, 对学校的教职工等进行了考核并实施,岗位津贴到位,我校教职工的收入历史性地大幅度提高。2003年9月,我校实行新的岗位津贴标准, 按职称(教授分A,B两级)和工作岗位发放津贴。
  2000年4月,我系在教育部对《国家理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的中期检查中被评为优秀。
  我系主办的第9届国际代数表示论大会(ICRA)于2000年8月21至9月1日在我校举行,该会是代数表示论领域的最高国际学术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集中展示代数表示论和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我国在代数表示论领域是国际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我系拥有全国最强的代数表示论研究队伍。刘绍学和张英伯教授分别担任大会执行主席和地方组委会主席。参加大会的有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日本,墨西哥,巴西等18个国家的80多位外国专家及我国的30多位学者。曾在世界数学家大会做45分钟报告的德国数学家C.M.Ringel 教授,以及挪威数学家I.Reiten 教授等知名专家做了大会专题报告,我系惠昌常和邓邦明教授,清华大学的肖杰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的章璞教授和四川大学的彭联刚教授也做了大会专题报告。会议期间,国内外学者们就代数表示论方向的前沿问题及相关课题进行了探讨,并对该领域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
  模糊系统与模型信息研究中心,生物信息数学研究中心于2001年3月21日成立,李洪兴和刘来福教授分别担任两个中心的主任。
  我校于2001年5月通过“九五”期间“211工程”建设进行的检查验收。
  2001年6月,李洪兴教授领导的模糊系统与模糊信息研究中心采用变论域自适应模糊控制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实现了4级倒立摆控制的仿真实验,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定位功能。变论域自适应模糊控制是李洪兴于1995年提出的原创性的控制理论,变论域自适应模糊控制囊括了通常所说的模型自适应、规则自组织与自调整、隶属函数自生成等优点,极大地提高了控制品质,如它的精度很高,无震荡,几乎无超调,其调整时间相对常规模糊控制或经典控制缩短为1/200~1/500。倒立摆仿真或实物控制实验是控制领域中用来检验某种控制理论或方法的典型方案。1级倒立摆的背景源于火箭发射助推器,2级倒立摆与双足机器人控制有关,3级倒立摆应当说由1,2级倒立摆演绎而来,背景自然相当复杂。1级倒立摆控制的仿真或实物系统已广泛用于教学,2级倒立摆控制的仿真或实物系统已常见于实验室中。3级倒立摆控制的仿真或实物系统实现是世界公认的难题。4级倒立摆的控制问题,由于难度相当大且3级倒立摆控制问题的解决尚不令人满意,故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个空白。2001年9月,李洪兴领导的复杂系统实时智能控制实验室采用变论域自适应模糊控制成功地实现了3级倒立摆硬件系统(即实物控制)控制,不但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还可使倒立摆小车行走到指定的位置(即定位功能)。
  2002年暑假,数学楼进行了加固和装修。书中插图是装修前的数学楼,封面图是装修后的数学楼(略做处理),封底插图是装修后数学楼的原形。
  我系每学期平均有45~50位教师参与本科生教学工作,其中大多数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和副教授。他们在教学中认真负责,受到学生的好评。2000年,王昆扬教授获我校首次本科教学(专家评)特等奖,刘继志教授获优秀奖。王昆扬和房艮孙教授成为2000年和2001年我校最受学生欢迎的本科教学(学生评)“十佳教师”之一。郇中丹教授获2001年教学优秀奖。
  2000年11月,我校告别“职称评定”,实施职务聘任。这是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系统用人制度,吸引优秀人才,淘汰不合格教师,促进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提高用人水平,效益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措施。
  我系在90年代在国内外学术交流方面也逐渐多样化,在50年代初期和70年代末期,我系教师基本上是走出去(攻读学位或进修),80年代是走出去和请进来(聘请国外学者到我系讲学或任客座教授),到国内外参加各种有关国际学术会议,并开始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一些老师应邀到国外讲学,作学术交流。90年代,国际合作已日常化。在国外著名大学或在重要国际会议上做报告240多人次。每年我系平均有3~5人在国外从事研究或合作研究工作,国际合作项目20多项。
  我系以陈木法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概率论研究群体”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01年的“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这是国内目前惟一获资助的数学研究群体。该群体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粒子系统,马氏过程与谱理论。该项基金的申请要求研究群体的各成员有相对集中的研究方向,并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自然形成;其学术水平在国内同行中应具有一定优势,已取得突出成绩并具有明显的创新优势。
  2001年11月14日,我校成立随机数学研究中心,陈木法教授任中心主任。
  陈金城和陈乔琪是我系1960届本科毕业生。在百年校庆之际,为我系捐款20万元人民币,帮助建立“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金乔教育技术实验室”。这不仅体现了两位校友对母校的深厚情谊,更体现了他们为我校数学教育事业添砖加瓦的赤诚之心。
  2002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数学基地被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为《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优秀基地》。
  2002年3月,我校和其他5所高校可以自主设置本科专业。
  2002年6月,我系资料室划归图书馆统一管理。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学于2002年7月再次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2002年8月11日,世界首例4级倒立摆实物控制系统控制在数学系实验成功,并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和即定位功能。国家教育部与8月28日上午,在我校组织成果鉴定会,对我系完成的科技成果“变论域自适应模糊控制理论及其在4级倒立摆控制中的应用”进行了鉴定。鉴定委员会由3位院士和9位研究员或教授组成。鉴定委员会一致认为:北京师范大学完成的科技成果“变论域自适应模糊控制理论及其在4级倒立摆控制中的应用”,既具有丰富的理论又包含使用价值很高的方法与技术,特别在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实现了4级倒立摆实物实验,在自适应模糊控制理论和实验研究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这是一项原创性的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重大科技成果, 获2002年国家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于2002年8月20~28日在北京召开。已有百余年历史的国际数学家大会,1897年首开于瑞士苏黎世,1990年以后每4年举行一次。除两次世界大战外,从未间断。如今已成为全球性最高水平的数学科学学术会议。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召开对全世界的数学家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100多年来,数学家大会大都在西欧,北美的发达国家举办,只在1990年在日本开过一届,在发展中国家是前所未有的。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举行,其意义非同寻常。来自101个国家和地区的40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陆善镇教授任大会组委会委员和资助委员会负责人。中国大陆共有12名学者做45分钟报告。我系陈木法和戎小春教授在本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能够在数学界最高级别的大会上做45分钟报告,表明报告人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和水平在数学界得到了认可,是一项很高的荣誉。我系大部分教师和部分研究生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有8人在分组会上做了小组发言。
  2002年8月27日晚,我校钟秉林校长在校内兰蕙餐厅举行晚宴,招待参加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的部分代表,近百名国内外著名的数学家应邀出席,其中有本届数学家大会的菲尔茨奖获得者Laurent Lafforgue, 有近40名在大会上做1小时或45分钟学术报告的学者,有中国科学院部分院士,还有许多国内外杰出的年轻数学家。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文博,副校长郑师渠,及学校有关职能部门领导,以及数学系王梓坤院士,严士健,刘绍学,陆善镇,陈木法等20余名教授出席了招待会。在晚宴上,陈文博教授代表学校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菲尔茨奖获得者L. Lafforgue, 与数学系长期合作的德国数学家Ringer教授,数学系陈木法教授也在会上即席讲话。通过这次晚宴和会议期间的交流,为扩大北京师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增进我校数学家与国内外数学家的友谊,进一步开展学术交流,提高学术研究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百年校庆前夕,李仲来教授主编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史》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数学系史。上篇介绍了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建系近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及现在的状况。在几代数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参与了中国现代大学数学教育,数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下篇分类概述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在数学系的建设与发展,数学与数学教育研究所,本科生教育,研究生教育,科研方向,教研室,教授,模糊信息处理与模糊控制器国家专业实验室,资料室,计算机房和《数学通报》杂志的介绍。11个附表和23个附录详细列举了与数学系有关的各种数据和资料,从而可以加强对数学系近百年来的历史的总体了解。
  我校建校100周年庆祝大会于2002年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建行,李岚清出席大会。庆祝大会由我校党委书记陈文博主持,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开始。钟秉林校长首先介绍了我校的历史沿革,发展现状和未来的蓝图。教育部部长陈至立,北京市市长刘淇分别致辞。北京大学许智宏校长,法国巴黎高师于杰校长也先后在会上致辞,热烈祝贺我校百年华诞。我校教师和学生代表也在会上发言。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北京市和部分其他省市负责人,部分海内外知名大学校长,我校校友代表团和在校师生员工6000多人参加了大会。
  百年校庆期间,数学系两千多名校友返校。
  谢宇老师生前是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她对学生无私的关爱和对教育事业的奉献和进取精神早已铭记在她培养的学生心里。为了表达对谢老师的怀念,谢宇老师的海内外学生设立了谢宇教育基金。该基金于9月8日首次颁给4位学习优良,经济困难的数学系学生。
  2002年9月23日上午,德国科隆大学校长Küpper教授来我校访问,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文博在英东楼会见了Küpper教授,并向他颁发了客座教授证书,副校长董奇,外事处处长包华影,数学系刘永平,袁荣等参加了会见。24日上午,Küpper教授参观了数学系资料室,复杂系统实时控制实验室的倒立摆实物演示,然后,就非线性分析方面的内容与有关师生进行了学术交流。
  由张英伯、惠昌常、邓邦明和韩阳的代数表示论集体参加了欧盟资助的国际合作联合培养代数表示论研究生项目,时间从2002年10月1日开始,为期3年,我系邓邦明教授为中国方面主持人。中国有4个单位参加(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清华大学数学系),欧洲有5个单位参加。
  2002年10月18日,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开学。我系王昆扬教授到该校区上课。
  2002年11月,我系告别“职称评定”,实施职务聘任。这是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系统用人制度,吸引优秀人才,淘汰不合格教师,促进教师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教师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提高用人水平,效益和办学水平的重要措施。
  2002年11月,数学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地通过“十五”评审,“九五”期间的工作也受到专家好评。
  2002年,数学系和管理学院申报的211项目通过初审。
  百年校庆之年,数学楼左面建起了学校的主楼,右面拆掉了1958年后停建的半截楼(地下半层,地上一层半),建起了新的5层教学楼,称为曾宪梓教学楼,数学楼前已像一个四合院。
  2003年春季, 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在北京流行,数学系在学校领导下,团结一心抗SARS,党政负责人亲自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稳定学生情绪。全系教师学生坚守岗位,坚持正常教学科研活动。数学系人心稳定,近千人的师生中只有6名同学因SARS离京。36门专业课无一停课,其中有34门课进行正常课堂教学(只有两门课适当地改变教学方式)。在“七一”表彰会上,数学系党总支被学校党委评为先进党总支。数学系被评为抗SARS先进集体。在抗SARS初期, 崔恒建和李仲来教授运用数学方法建立了“SARS传播时空模型”,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以及学校的资助,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并成立了统计数据分析中心,崔恒建为主任。
  为加强本科生低年级学生的培养与指导, 数学系从2003级开始实行本科生导师制,每3~4名本科生配备一名指导教师。
  李洪兴教授领导的科研团体,已经实现的一级至四级倒立摆均为“直线运动倒立摆”。从控制理论和控制工程的意义上讲,平面运动倒立摆实物系统控制的实现要比直线运动倒立摆实物系统控制的实现困难得多;这不仅是因为这样的系统其变量、非线性程度及不稳定性成倍地增加,而且有关机械和电子器件的实现或选用遇到瓶颈性的困难。从目前这类倒立摆控制的实物实现来看,只见过有关平面运动一级倒立摆控制实物实现的报道,尚未看到二级以上(含二级)平面运动倒立摆实物系统控制实现的材料。3月5日,李洪兴教授领导的复杂系统智能控制实验室顺利地实现了平面运动一级倒立摆实物系统控制。为了解决平面运动二级倒立摆实物系统控制的问题,这个研究群体首先将变论域自适应模糊控制理论结合最优控制理论和经典PID控制理论的某些特点扩展为具有高维PID调节功能的变论域自适应控制理论。然后采用该控制理论于非典期间成功地实现了平面运动二级倒立摆实物系统控制。10月27日,采用高维变论域自适应控制理论,在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实现了平面运动三级倒立摆实物系统控制。该项成果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003年11月, 陈木法教授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系第1位土生土长的院士(即本科、硕士和博士均在我系就读)。这样一来,在我国高等学校的数学院系中共有13位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北京大学有5位:张恭庆,姜伯驹,丁伟岳, 文兰,田刚;复旦大学有4位: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洪加兴;北京师范大学有2位:王梓坤,陈木法;四川大学有1位:刘应明。

十一、数学科学学院成立初期的发展(2004-03~)
   为了适应数学学科整体发展的需要,在1999年3月,数学系就向学校申请建立数学科学学院。因校级领导换届,推迟到新一届领导。2003年8月,我系又考虑建立数学科学学院。2004年3月1日,学校决定成立数学科学学院。数学学院的成立是北师大数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至此,北师大数学学科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和辛勤耕耘,已成为一个学科比较完整,具有较强实力和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的数学学院。4月22日,经学校党委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共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委员会,李仲来任党委书记。任命保继光为数学科学学院院长。5月12日,任命王凤雨为数学与数学教育研究所所长等。数学科学学院下设两个系:数学系,统计与金融数学系,丁勇和崔恒建分别任两个系的主任。数学与数学教育研究所下设基础数学中心,数学教育中心,模糊系统中心,随机数学中心,生物信息中心,统计数据分析中心,金融数学中心。
2004年5月17日至21日,我院举办“代数的表示理论”高级研讨班,共组织了23个高水平的报告,分别由12位著名专家和两名博士生讲授,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年轻代数表示论专家、英国Leicester大学数学系主任S.Koening教授和牛津大学博士R.Paget。来自国内15个单位的50多名学员参加了此次研讨班。
    马氏过程及相关领域研讨会于2004年5月20日至22日在我院召开。本次会议由“概率论创新研究群体”举办,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金支持,安排了24位专家做45分钟研究报告,涉及金融数学、保险精算、大偏差理论、超过程、马氏过程遍历性、粒子系统、泛函不等式、渗流理论、随机微分方程、扩散过程等诸多领域,吸引了来自国内外18所大学和研究院的专家和研究生共80余人前来参加。
    我院2002届博士毕业生戴峰的学位论文《单位球面sd-1上实光滑函数的逼近》入选2004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是王昆扬教授。
    2004年6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名单,教育部共有58所直属高校和一家直属单位的146人入选。北京师范大学有6位教师入选,其中我院王凤雨教授榜上有名。
2004年6月23日,在数学楼101教室举行了数学科学学院2004届研究生毕业典礼暨硕士学位授予仪式,这是数学科学学院历史上的第一次硕士学位授予仪式。本学院2004届毕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共50余人以及部分指导老师参加了毕业典礼。毕业典礼由副院长丁勇教授主持,院长保继光教授、校学位委员会数学分会主席陆善镇教授和中科院院士王梓坤教授分别讲话,党委书记李仲来教授宣读了优秀毕业研究生名单。最后由王梓坤、陆善镇和保继光教授给获得硕士学位的全体研究生授予学位证书。研究生代表许侠同学也在会上发言。仪式结束后着学位服的全体毕业研究生、指导老师及领导在数学楼前合影留念。
    第4次国际稳健统计大会(ICORS04)于2004年7月12日至17日在我院举办,崔恒建教授担任当地组委会主席。共有120余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其中国外代表有80人,他们来自世界22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为统计学术界的知名教授。会议开幕之前,组委会邀请国际著名统计学家Tyler D. 教授和Ronchetti E. 教授分别开设金融统计与稳健统计的短课,中方代表和学生约60余人参加了这次短课。
    2004年8月10日至14日,我院举办了第3届马氏过程及其相关问题(Workshop on Markov Processes and Related Topics)的国际研讨会。陈木法院士主持了这次会议, 王梓坤院士、严加安院士、马志明院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共有89人参加此次研讨会, 其中有来自美、日、英、法、德、新加坡、香港以及内地32所大学和研究院所的60位专家。来自国内外29所大学和研究院所的32位专家分别作45分钟演讲。
    由刘绍学教授主编的《普通高中课本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1~5》(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和严士健,王尚志教授主编的《普通高中课本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1~5》(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在2004年9月1日开始在中学试用。
    2004年11月7日,教育部党组决定,在全国教育系统开展向5位模范教师学习活动。我院1943届系友、著名教育家霍懋征名列第一。
    王昆扬教授等的《数学分析》课程在2004年12月20日入选国家精品课程,刘来福教授等的《数学模型》课程入选北京市精品课程。
(李仲来执笔)
(李仲来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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